炫父贴3. 看了很多书和电影（其中一大部分都贡献给了与人类疾病和灾难相关的内容)

　　每天在不断变动的数字和新闻的轰炸下，有时候感觉好像一场噩梦，下一刻就能醒来。但更多时候是深深地发现：残酷无常的生活才是真实世界啊。

　　作为个体的我们，既无法预知何时会遭遇瘟疫、地震、核泄漏、经济萧条和战乱，更糟糕的是，那些曾努力经营的看似美好的小日子，那些排队才能吃到的美食，那些突发奇想的旅行，那些哪怕是996却带来希望的工作，所有这些居然会在病毒面前一下子崩塌。

　　人类到底是否具备抵御突如其来的动荡风险的能力？我们能不能走出这场疾病带来的阴影？10年、20年、30年后，世界会因为此时此刻的灾难而发生怎样的改变？

　　与自然抗力、疾病斗争、灾难博弈的过程，贯穿着人类的历史发展，并最终通过艺术形式得以保存，比如纪实摄影、纪录片、书籍。在阅读和观看的过程中，尤其身处疫情之中时，对那种恐惧、虔诚和求知更感同身受。

　　所有的痛苦和快乐，我们都曾反复经历。但也有人评价电影《传染病》时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

　　日内瓦时间今年1月30日晚，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是世卫组织传染病应急机制中的最高等级。

　　这是历史上第六次宣布全球卫生紧急事件。在此之前的两次都是因为另一种可怕的病毒——埃博拉。根据官方统计，2013-2016年埃博拉病毒在全球范围总共导致超过28500人感染，11300余人死亡，平均死亡率约为50%。

　　地处偏远，信息闭塞，让埃博拉病毒更显得神秘可怕。摄影记者 Daniel Berehulak 把病毒的肆虐血淋淋地纪录了下来。从2014年8月开始，他在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等地用4个月时间拍摄了当地的埃博拉病毒疫情，这一系列作品获得了普利策奖。

　　25岁的埃里克·格威（Eric Gweah）正在痛哭，丧葬队搬走了他62岁的父亲的遗体，他的父亲在位于利比里亚蒙罗维亚的家里丧生。格威说：“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收尸，他们正在杀害我们。” （Daniel Berehulak，《纽约时报》-2014年9月18日）

　　在塞拉利昂Port Loco的一个看护中心，一个乳名为Sweetie Sweetie的约4岁女孩失去了罹患埃博拉的父母双亲。（Daniel Berehulak，《纽约时报》2014年12月6日）

　　约瑟夫·吉博博（Joseph Gbembo）在利比里亚弗亚（Foya）的公墓里俯身在其母亲希亚（Sia）的坟墓上，死于该流行病的四口之家现在躺在这里。（Daniel Berehulak，《纽约时报》2014年12月16日）

　　患有埃博拉病毒症状的人或有家庭成员出现此类症状的人，正在位于蒙罗维亚的JFK埃博拉病毒治疗中心等待收治。但对于最右边的受害者来说，为时已晚。（Daniel Berehulak，《纽约时报》2014年9月5日）

　　埃博拉病毒的幸存者乔治·比扬（George Beyan）在奉县治疗中心牵着他5岁儿子威廉散步，威廉对埃博拉病毒呈阳性反应。乔治在治愈后回家，威廉在几天后去世。（Daniel Berehulak，《纽约时报》2014年10月19日）

　　利比里亚红十字会取走了一名30岁女子的尸体，该女子很可能死于埃博拉病毒。一位团队成员说：“我们上周是为丈夫而来的，今天我们为妻子而来，也许下周我们会为孩子们再来。” （Daniel Berehulak，《纽约时报》2014年9月18日）

　　一个埋葬队将37岁的母亲Fluomo葬在位于邦县（Bong County）的墓地，Fluomo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在到达要治疗中心之前，在分娩时死亡。（Daniel Berehulak，《纽约时报》2014年10月5日）

　　Isatu Sesay，16岁，精神错乱，在塞拉利昂弗里敦去世前三个小时痛苦不堪。过去三天内，她曾拨打数十次要求救护车，但都失败了。（Daniel Berehulak，《纽约时报》2014年11月21日）

　　8岁的詹姆斯·多博尔（James Dorbor）被怀疑感染了埃博拉病毒，被医务人员抬到蒙罗维亚的埃博拉病毒治疗中心。这个由父亲带来的男孩在中心外躺了至少六个小时才被看见。（Daniel Berehulak，《纽约时报》2014年9月5日）

　　蒙罗维亚西点（West Point）贫民窟的居民抱怨说，该社区被隔离后，政府官员缺乏必要的措施，这种封锁导致了致命的骚乱。（Daniel Berehulak，《纽约时报》2014年8月25日）

　　一名患有埃博拉病毒症状的男子在蒙罗维亚的“无国界医生”治疗中心外等候入院。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许多人无法进入此类中心，只能在家里或在治疗中心前死亡。（Daniel Berehulak，《纽约时报》2014年9月4日）

　　封面上印着斯蒂芬金的评语：“血疫的第一章，是我这辈子读过最可怕的。”我读完的感受是，后两章更可怕。书里有两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一句是：文明与病毒之间，只隔了一个航班的距离。另一句是：假如一种病毒与呼吸系统密切相关，那么你想控制住它就非常困难了。这本作品长踞《纽约时报》非虚构类畅销书榜首达61周。

　　终于看完了《切尔诺贝利》。这部迷你剧去年上映，烂番茄指数95%，豆瓣评分9.7。此前迟迟没看，没想到留到这个月来触心经。

　　1986年，位于苏联乌克兰共和国境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严重爆炸事故，大量辐射物质泄露，这些物质所造成的辐射剂量相当于广岛的400倍以上。

　　在绿色和平组织看来，因这场事故而死的人数至少有9万多人。在三十多年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部分地区的土地依旧存在相当剂量的辐射。

　　切尔诺贝利事件固然有其发生的偶然性，毕竟没有人希望发生这样的惨剧。但是，更大的伤害却并非来自事故本身，而是在事故发生后，真相被刻意隐瞒，各怀鬼胎的领导层互相推诿责任，使得不知情的居民没能第一时间撤离，众多消防员、施救人员、医务工作者以血肉之躯直面辐射。

　　在事故发生的最初，当工程师报告说所有辐射测量计都爆表了，领导仍然要求按“3.6伦琴”虚报，甚至还在庆祝节日。这样的情节是不是有点熟悉？

　　上面这部剧是根据一本书改编的——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S.A.阿列克谢耶维奇纪实文学《切尔诺贝利的悲鸣》。

　　在这个时间点阅读这本书，并不是什么愉快的体验，但正因如此，会让人对这段历史以及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物的故事，充满了理解和不忿。普通人正在成为他们并不想成为的英雄，真实正在被一个又一个谎言覆盖，灾难之中，人性尽显。

　　这个可怕的疾病重被提及，是因为一部最新上映的电影。2月21日，约翰尼·德普主演的《水俣病》在柏林电影节全球首映。电影讲述了摄影师尤金·史密斯在日本记录“水俣病”时的所见所闻。

　　1956年4月21日，日本最南边的城市——水俣市一位五岁的小女孩田中静子突然出现口齿不清、走路困难、狂叫的症状。一个月后，她的双眼失明，全身性痉挛，不久后死去。此后，许多村民陆续死亡。全市四万人，有一万人发病。

　　1960年，这种怪病被正式定名为“水俣病”。“水俣病”是最早出现的由于工业废水排放污染造成的公害病，被称为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之一。前往当地调查和拍摄的记者尤金·史密斯和他的妻子在水俣村住了三年，记录下了这段历史。

　　这张名为《智子出浴》的照片，是关于日本水俣事件公害最具代表性的一幅摄影作品，有人形容它就像圣母玛丽亚抱着基督尸体的宗教画。照片中的智子因为母亲怀孕时吃了水俣湾有毒的鱼虾，出生后就得了先天性水俣病，失明、瘫痪、残疾。而母亲抱着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她，温柔地给她洗澡。 W. Eugene Smith Magnum Photos

　　关于这段历史，除了可以去玛格南官方网站翻阅尤金·史密斯的摄影作品之外，还有多部日本纪录片作了翔实的纪录，包括《水俣的孩子还活着》、《水俣患者及其世界》（1971）、《不知火海》（1975）、《水俣日记》（2004）等。

　　作者石牟礼道子出生于水俣一带，1960年起，她采访了众多患者及其家人，记录下了他们的悲苦人生。这些文章结集成了《苦海净土》，并成为世界生态文学中重要的作品之一，部分段落还入选了日本教科书，在日本可谓家喻户晓。

　　2002年11月16日，SARS在广东顺德爆发，并迅速形成流行态势，这突如其来的“非典”让人们惶惶不安。尽管已经过去了17年时间，可这些照片也记录了那个特殊时期刻骨铭心的经历。“隔离”、“消毒”、“戴口罩”，是当时最重要的措施。“非典”到2003年6月才最终消失，8月15日公布数字标明，全球累计非典病例共8422例，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在这8422例中，中国大陆地区累计病例5327例，死亡349人；中国香港1755例，死亡300人；中国台湾665例，死亡180人。

　　2003年2月11日，一群市民购买白醋，一瓶醋卖10元，而有的地方据说卖到30至250元不等。所以情节人送白醋也是弥足珍贵了。

　　2003年4月30日，北京地坛医院，一位SARS患者经抢救无效不幸死亡，一名医生久久地站在他的遗体旁。图/贺延光

　　“非典”爆发后，北京郊区各地村庄为了阻止外地人入村，村民自发地进行了封路，并派人在村口24小时值守。

　　67岁的钟南山院士身处抗击“非典”最前线，担任广东省防治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把危重病人都送我这！”当年钟南山这句话令无数人感动不已。

　　2003年5月14日，在杭州市中医院发热门诊就医的两位感冒患者正急迫地察看自己的X光片中有无肺部感染的迹象。

　　2003年5月15日，北京小汤山医院的医务人员送别康复出院的“非典”患者。

　　2003年5月18日，北京市首支社区居民环境整治应急小分队在八宝山街道成立，负责社区的环境监督、清理和消毒。

　　每个人都该读一读《物种起源》，包括我们的孩子。若没有自然的拥抱，我们早已消失于茫茫虚空之中。若没有共生的病毒，我们亦不复存在……我们每一个都该懂得尊重自然，怀抱善意，敬畏生命。

　　2009年3月底，墨西哥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暴发“猪流感”疫情。这种病毒是包含了禽流感、猪流感和人流感三种流感病毒在内的新型病毒，并把它命名为甲型H1N1流感病毒。2009年5月底，该流感在墨西哥病死率达2%。并且，墨西哥境内的猪流感主要攻击年轻健康的成年，这和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相似。最终，估计有284500人死于该病。

　　2009年11月9日，一名阿富汗男孩试图在阿富汗喀布尔的一个市场上销售防护面罩。阿富汗公共卫生部星期一报告说，该国779例流感病例中有710人是军人。AP Photo/Anja Niedringhaus

　　2009年11月10日，朝圣者通过安装热传感器，以检测他们的温度，当他们到达沙特阿拉伯吉达机场。沙特当局预计将有来自160多个国家的大约300万朝圣者聚集在麦加的圣地周围进行一年一度的朝圣，因此加强了机场和海港的卫生措施，并建立了300张床位的沙特国王医院。REUTERS/Susan Baaghil

　　乌克兰总理尤利娅·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左）在2009年11月9日参观了位于乌克兰基辅以西约400公里的卢茨克地区医院。由于H1N1流感，乌克兰1月份的总统选举推迟。AP Photo/Aleks andr Prokopenko

　　2009年11月10日，在意大利米兰以北约40公里的福尔纳西迪布里奥斯科，一名礼拜者从一个自动饮水机上取圣水。意大利北部的教区在教堂安装自动圣水分配器，让信徒在使用公共水字体时不必担心感染H1N1流感。REUTERS/Stefano Rellandini

　　2009年11月13日，一个小贩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绿色市场展示大蒜。贝尔格莱德的露天市场上挤满了忙碌的顾客，他们只想到一件事：大蒜。在塞尔维亚，大蒜是治疗所有人的良药，包括H1N1流感。由于需求的增加，大蒜的价格在贝尔格莱德的市场上飙升，公共场所散发着白色小灯泡的气味，人们吃着它们就像吃苹果一样。AP Photo/Dako Vojinovic

　　2009年11月4日，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一名年轻人在乘坐公共汽车时戴着防毒面具。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说，假设据报席卷乌克兰的流感病例大部分是由H1N1病毒引起，这是正确的。Y UR IY DYACHYS HYN/AFP/Getty Images

　　在2009年10月19日，3岁的希拉·加西亚拜访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斯坦福的露西尔·帕卡德儿童医院的一名病人之前，已经为她的前额测量了体温。全国各地的医院都将儿童访客拒之门外，这些限制旨在限制H1N1流感向因其他原因患病的患者传播。AP Photo/Paul Sakuma

　　2009年11月3日，中国北京的Sinovac生物技术公司的一名工人将用于生产H1N1疫苗的鸡蛋倒在卡车上。AP Photo

　　2009年11月2日，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一所因感染H1N1病毒而关闭的学校门口张贴了卫生当局的公告。REUTERS/Bogdan Cristel

　　2009年11月5日，受H1N1影响的意大利那不勒斯市一家商店内，一个圣诞节场景中的人物都戴上了口罩。据报道，当时意大利已有26名H1N1流感病毒受害者死亡，截至11月初，该国已有4.1万人接种疫苗。REUTERS/Stefano Renna/Agnfoto

　　2009年11月2日，两名阿富汗动物园管理员在喀布尔动物园观看阿富汗唯一一只猪。这头猪代表了当地人的一种好奇心，在那里猪肉和猪产品是非法的。2009年7月，这头猪被隔离，因为动物园的游客担心它会传播H1N1流感病毒。11月末，这头猪被从隔离区释放了。REUTERS/Oleg Popov

　　2009年10月25日在法国南部马赛的老港，警方防暴人员与巴黎圣日耳曼足球队的球迷对峙。在马赛与巴黎圣日耳曼足球队的一号联赛取消后，第三名PS G球员于本周日被确诊为H1N1流感病毒后，比赛被推迟。AP Photo

　　以恢弘的规模，将生态、人口与政治、文化整合起来，讲述3000年来传染病塑造人类与社会的历史进程。

　　除了2002年的非典，之前最为严重的就是1968年那场20世纪三次大流感之一——香港流感。当时的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香港这种病毒又被成为“H3N2”，本以为只是一场大面积的流行性感冒，却没想到在当时席卷了整个世界，疫情持续了两年多时间，导致100多万人死亡。

　　后来就连海洋里的动物也受到了牵连，加州圣地亚哥市海洋里的三条鲸鱼感染了香港流感，当地政府为鲸鱼配备了医护人员，为它们注射了抗生素药丸，以防止香港流感在海洋扩散。

　　这是对各大陆13000年历史——关于芸芸众生的悠悠万事的简史的一次生动描写的、充满激情的、旋风式的巡视。 帝国、宗教、文字、作物和枪炮的来龙去脉尽收眼底。

　　1918年至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流感，引发全世界超5000万人死亡，致死率约为2.5%至5%。 虽然命名为“西班牙流感”，但这场流感并不源于西班牙，而是最先在美国军队内爆发并扩散，后来向欧洲甚至孟买和上海等其他洲传播。

　　巴里所著《大流感：历史上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一书所言：1918 年大流感的始末是一个关于人们在近乎完全混乱的环境中应该怎样冷静思考然后作出果敢抉择并付诸行动，而不是无谓地长时间争论的故事。

　　1918年流感期间，美国西雅图，警察戴着红十字会西雅图分会制作的防护口罩在街上列队。

　　遭遇病毒侵袭的美国弗斯顿兵营，由于患病士兵过多，兵营不得不单独腾出一个营房用作病房。

　　西班牙流感时期的美国瓦尔特-瑞德陆军医院收治的病患，此时病房开始采用简单的隔离措施，护士也开始佩戴原始的医用口罩。

　　1918年10月美国，流感期间，红十字会机动部队成员在密苏里运输病亡士兵遗体。

　　整个欧洲，只有中立国西班牙的媒体不受管制，他们每天报道自家的流感情况，全球媒体也迅速跟进。整整八百万西班牙人感染了流感，甚至连国王阿方索三世都染上了，最后去世。西班牙好像成为了人间地狱。

　　1919年伦敦街头，不少行人开始佩戴这种简易的口罩，以今天的防护标准来看，这种口罩抵御病毒侵袭的效果很差。

　　西班牙流感后期，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防疫的重要性，这是当时美国发放的防疫宣传画。

　　英格兰德文郡死于流感的美国士兵的坟墓，摄于1919年3月8日。 坟墓中是佩恩顿军事医院中死于英国流行性感冒的100名美国士兵遗体。

　　一个男孩在一个防疫告示面前，告示上说为阻止和控制“西班牙大流感”的传播，所有影剧院都已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