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g衬衣何龄修（1933—2018），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荣誉学部委员。湖南湘乡人。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58年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该所于1977年改隶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直至1993年退休。早年参与《太平天国运动史》《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中国史稿》等集体项目，曾长期编辑《清史资料》《清史论丛》和《清史研究通讯》；晚年参与《四库禁毁书丛刊》的编辑，用力甚多。于清史研究史、明清易代政治史、明清戏曲史的研究贡献尤多，影响最大。主要论著有《五库斋清史丛稿》《清初复明运动》及交稿待刊的《楚两生：明末清初柳敬亭、苏昆生研究》等。

　　研究历史的人，领域、兴趣各异，难有统一的标准，做出统一的评价。一般而言，眼界是否开阔，认识是否深入，这两条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尺度。而后者更为重要。没有开阔的眼界，其研究不可能真正做到深入。在这个意义上说，深刻已经包含着开阔。没有深入作为基础，所谓开阔只是空洞地漫游，不会提供新的认识，也不可能对宏观理解有所推进。关于这一点，何先生已有许多论述。何先生对明清之际的历史有非常精深的研究，这是人所公认的。深刻性，正是何先生的历史研究最突出的特点。

　　究竟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才能成为何先生这样的史学家呢？换言之，他研究历史的深刻性是如何形成的？这是值得我们后学思考的。

　　何先生才气很大，兴趣很广。他对我说过：他的兴趣有三个方面：一、明清之际的事件和人物；二、清史学的发展；三、明清戏曲史。

　　他对清史学科发展的关注，既是为了总结前人的研究，对清史有一个鸟瞰式的了解，也是为了找到适合他个性的领域，找到值得继续深入的有价值的课题，也可以说是为自己的研究服务的。

　　明清之际的人物与事件主要体现在复明运动的个案中，是何先生用力最深的地方，是他的绝学，也是何先生之所以为何先生的根本。任何一个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学科，每个研究者真正有发言权的地方，其实是很有限的。在我所见的许多评价性文章中，作者大都泛泛而论，有些甚至是误导。但何先生不是这样。正是因为他有自己独到的领域，独到的研究，才有可能对前人的研究进行准确的评判。他在总结孟森、郑天挺、谢国桢等人的研究时，对各人的优劣，成就和失误，都有自己的见解。他对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既能充分肯定其取得的成就，对于失误的批评也深中肯綮。

　　何先生对戏曲，包括曲艺的研究，既是个人兴趣，但主要还是为历史研究服务的。了解戏曲中的主角的个性和情节，并确定其发生和活动的具体历史年代，无疑有助于认识当时的社会风气和人的情感，进而有助于对当时社会关系和性质认识的深入。正因知人而论事，又知世而论人，他才能对明清之际的人物理解和把握得那么入情合理，细致入微，把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

　　一个史学家的涵养和功力是长期积累和多方浸润的结果，刻意模仿、现买现卖是不成事的。总之，何先生的学术兴趣虽然分为三枝，却彼此通融，相得益彰。以今天的话说，就是知识结构的合理，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何先生非常善于总结前人的研究方法，并找到适合自己的门路，形成自己的风格。他说，研究清史大致有三条途径：一、根据官书，主要是细读《实录》，进行认真的比勘，从中发现问题，他以孟森先生为代表；二、根据私家记录，主要是文集、笔记以及小说、野史，有利于了解被官方记载掩没的历史真相，他认为谢国桢先生是其中的代表；三、根据原始档案资料进行研究，这方面好像没有列举代表人物。

　　我觉得何先生本人的研究，同时继承了孟森和谢国桢二位先生的传统，当然也兼及档案资料。在我看来，与何先生同辈的学者中，没有一位对清初满族统治集团的理解超过了他。这显然是受到孟森的影响。同时，对于明清之际文集、笔记、稗官野史、方志，何先生的掌握也达到惊人的程度，所以他才能在复明运动中有那么多的发明。这无疑是继承了谢国桢的路数。何先生的基本路数，甚至领域是沿着谢国桢来的，而他最佩服的则是孟森，认为真正具有眼光、能开辟新领域的大学者应该是孟森。能够承传某一位大家的衣钵已难能可贵，而何先生兼有两位路数截然不同的大家的法门，无怪乎他能有那么高的建树，能在继承中有开创，也就很自然了。复明运动在前辈学者那里，还只是一副模糊的概述，即如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也只是就其中的某些侧面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而到了何先生手里，就呈现出一幅卷面广阔、蔚为壮观的图景。他不仅绣出了许多精美的鸳鸯，也练就了锐利而精巧的金针。诚然，何先生还没有来得及构建起一个宏伟的大厦，但他无疑已为这座大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何先生总结自己的研究说“常常使用小考证的方法辨析史料、史实”，以达到“对史实有较新较深的挖掘”。就是说，考证是手段，他也确实是考证的老手，但他不是为考证而考证。考证的目的在于发掘为人忽视的人物和事件，以达到对历史的深刻理解。所谓“新内容”也只是载体，而“总结和揭发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才是真正的目的。

　　我自知肤浅，坦白地讲，我不熟悉何先生的治学路数，不能理解他的学问的精髓。但他对明清之际的研究的深刻性，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而且极富启发性，这是读过他的文章的人都不能否认的。否认这一点，就是饮水而不思源。下面我仅就三个例子，来谈谈何先生研究中体现的深刻性对我的启发。

　　孟森最初研究这一问题。何先生多次说过，《明烈皇殉国后纪》是孟森最重要的论文之一。对于孟森揭明此案中作伪证的崇祯“袁妃”是一个冒牌货，何先生说：“读到这一细小情节时，深深地惊诧于作者为历史画廊着色竟然细微至此！历史画廊的人物和情节不能不完全活跃起来。”这篇论文对他有着“文惊风雨、笔动鬼神的感染力”。这既是何先生的体会，实则也是他的自我期许。何先生并没有因为拜服而失去自我判断，显然，他发觉到孟森的研究尚有提升的空间，所以用了很大气力来补充和完善孟森的研究。我认为，清廷以假太子的名义杀害真太子这一案情，是在何先生手中彻底解决的。而且，何先生还将清廷残杀明太子扩展到明皇室和宗室。

　　这个问题为什么重要，何先生何以如此推崇孟森的那篇文字，而且不惜下那么大的功夫来进行补正？孟森认为，清初统治者将明朝真太子故作假太子加以杀害，以及康熙年间杀害毫无威胁的明崇祯之子朱慈焕，其“机心刻深长久，为振古所未有”，但接着又说：“论其何以致此，倘可以种族之隔阂，不自信其得比于夏造殷因，于正而不谲之中，有可以自处之道在乎？”这句话说得很迂拗，他的意思是想说，有清代明是属于“蛮夷猾夏”，不同于中原正统王朝之嬗替，因此而缺乏自信，所以不得不用此残忍的手段。但他的表述则变成了不能以此来解释清统治者的用心之深。或许孟森想阐发更深刻的意义，但究竟如何解释，孟森最终也没有说明。联系到何先生在其他地方的论述，可以概括为：弄清这段历史真相，不仅可以揭露清初满洲贵族的残忍，而且意在断绝明朝残余势力的旗帜和号召。清廷为巩固其政权施行了一系列的措施，而根绝明代皇室和宗室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也是非常有效的一招。

　　我觉得此案的意义不止于此，还可以启发我们认识满洲统治者的本质。清军进入北京，没有像李自成入京时那样提出“存杞存宋”，对明皇室相对宽容的政策，而是必须根绝明宗室后裔，这毫无疑问是满洲贵族缺乏自信的表现，不但多尔衮缺乏自信，就连玄烨也同样缺乏自信。否则，玄烨就不会违背自己的对明太祖陵前三跪九叩发下的誓言。这种不自信决定了一个政权对于反抗势力所能忍受的底线，而且决定了其统治的形式和特征。众所周知，清廷定鼎北京并建立全国统治，必须依靠汉族地主阶级的帮助，也需要承认汉族官僚的地位，这是策略的需要，也是形势的需要。但其前提是，汉人必须承认满洲统治的合法性。对于从根本上威胁满洲贵族统治的危险，清廷绝不容忍，而且不惜背信弃义，无所不用其极。这对于忠实和怀念明朝的那些汉族士大夫而言，则造成了一种难以愈合的心理伤害，必然会使他们对于清廷统治的残忍刻骨铭心，加深与清廷的对立心理，由是我们得以理解清初的明遗民何以会顽强地坚持自己的信念。而另一方面，为了弥补这种阴暗面，满洲贵族就必须在表面上标榜统治的宽松，把自己打扮成明朝的继承者，甚至来营造“盛世”。这是清朝统治的高明之处，也是其不得已。我们只有认识到清政权的残忍和狭隘本质，才能理解它外表柔和与宽仁的内在含义。我认为，这就是发掘明太子和明宗室结局的意义。

　　《李长祥的复明活动》一文的副标题是“附论清初关于赦除前罪的政策”。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但据我所知，之前还没有人提出来认真地探讨。先生的结论为：清廷和满族贵族无疑是高度重视稳定和巩固新夺得的政权的。问题是，面对全国性的公开的和地下的反抗，怎么削弱和消除反对势力。清廷实行了一系列聪明的政策，表现出成熟的策略思想。严格分清主次，与宽大结合，分化瓦解。先生进一步阐述与宽大相结合的两个层次：一，对于有实力、有影响力的人物“净绝根株，决不轻饶。消除其迅速集结旧部掀起反清斗争的可能”。二，现行，不算老账。“这就给一些人留了出路，有利于把他们从对抗转为平和，从政治领域转向文化领域”。对于第二点，先生作了深刻的论述：

　　满族贵族对于对手实行不算老账的政策，是对自己的统治抱有坚强信心的表现。统治全国的需要，决定他们采取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战略，尽量吸收汉族地主阶级中有才干的分子进入统治者行列。因此，他们不能总是把弦绷得紧紧的，得适应当时的政治实际，适应汉族地主阶级的传统观念，给他们网开一面，允许他们在政治上转弯子，允许他们保持遗民式的气节而不过分打扰他们。这样做也能更好地稳定已公开降清的那一部分人。许多降清的文臣武将脚踏两只船，南明无孔不入的频繁的策反和渗透，说明这样做有很大的必要性。而严厉首脑人物和现行活动，又保证了这种网开一面的政治环境对清朝统治权的安全。这是很周密的高明的统治术。入关时满族贵族已有很高的政治智慧，他们的成功不是偶然侥幸。

　　这段论述既深刻又精彩，绝不是凭空撰构和想象得出来的，而是对大量的史实进行挖掘和分析的结果，体现了何先生史学的洞察力和大智慧。这类的观察和结论显然将统治政策推进到了更为具体而深入的层面，展示了清明之际特有的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因此对后人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示。比如说，满洲贵族所显示的“统治信心”从何而来？是出于客观形势的准确判断？还是主观上积极吸纳汉族官员建议？清廷的统治特点，除了严厉和不清算旧账的宽松之外，是否还有内紧外松的一面？也就是说，统治者实际上并非真如表现的那样有信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个政权在严峻的对抗中，能够意识到什么是最大的危险，什么是可以化解和缓和的威胁，这确实需要很高的“政治智慧”。清初统治者将如何巩固其全国统治提到了空前高度，在严厉的同时，又在最大限度地控制汉族士大夫并最大限度地争取他们的合作。能够在实施中做到这两个“最大限度”的，只有清朝。这是清朝超越以前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关键，也为我们判断清王朝的政治特征、清朝社会矛盾的转化及其阶段性提供了历史依据。

　　《吴祖锡的复明活动》一文揭示，吴祖锡于顺治末年和康熙初年，两度托庇于满洲权贵麻勒吉而化险为夷。先生说：这不仅说明了吴祖锡的胆略，也反映清官场千丝万缕的联系。“民族矛盾双方既斗争又渗透的有趣现象”，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当时的许多人身上，例如钱谦益。先生认为钱谦益之所以能从黄毓祺案中脱身，主要是通过收买马国柱等三个关键人物，凿凿有据，入情合理，使疑案得以破解。文中不同意陈寅恪发掘的那几条线索，这体现了何先生的严谨，也是孟森“证无有即事无有”的态度。但是，佟卜年、国器父子两代与钱氏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而且完全不是出于利益交换。我想，若将来能发现新线索，证明佟氏也曾为钱谦益脱出牢狱之灾出过力，那我们就可以与麻勒吉庇护吴祖锡的情况归于一类。不论如何，清初满洲统治集团中确有一些人对于汉人士大夫的抗清活动予以庇护，表现出了一种同情和认同，这无疑已超越狭隘民族观念，同时也说明满族统治集团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态度和倾向。历史事实不是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绝对化和简单化。

　　从总体看，当时满汉两个民族处在征服与反征服斗争的腥风血雨之中，但在现实进程中，不仅有被统治民族对统治民族的承认和接受，而且征服民族中的某些成员对于被征服民族的抵抗也有着某种理解、宽容和同情。察觉明清对抗双方的动向，是何先生复明运动之所以深刻的标志，在表彰明遗民的同时，更反映出满汉两个民族渗透的深化。

　　入关前，清太宗皇太极对俘虏张铨坚持民族气节的敬佩，也表现为两个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共识，即承认所有族群都具有的人类一般道德伦理。这种敬佩并不以要求对方放弃自己的信仰为前提，即不妨碍双方都坚信自己一方是正义的。而且，皇太极还有争取张铨为我所用的实际考虑。这些因素，在麻勒吉包庇吴祖锡的案情中也都存在。但二者背景和性质的差异也是明显的。皇太极在世时，满族仅占有关外一隅，明清双方各有自己的空间和阵营。皇太极对张铨的认同，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明王朝和汉民族的客观存在的认同。吴祖锡则是在满族已经取得国家政权的情况下，从事推翻清朝，冀图恢复明朝，这与麻勒吉的基本立场当然不能吻合。而且，吴祖锡的行为也显然表明其不会为清廷所用。张铨最终不屈，英勇就义，而吴祖锡却活了下来。麻勒吉作为满族统治集团中的一员，为何要违背本族最高统治者的意志，保护一个毫无政治价值的敌对分子？其含义就更值得注意。先生说：“麻勒吉为顺治九年满洲榜状元。这些人已摆脱入关初还存在的八旗贵介凌轹汉人文士的传统，逐渐懂得汉族传统文化的优点和用处，亲近文士。”我们是否还可以作进一步推测：作为征服民族中的一员，麻勒吉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本民族在征服过程中的非正义性，对本民族的残暴屠杀行为有着某种反省，并对由此激起的汉民族的反抗人士予以同情。否则，我们就难以解释麻勒吉的行为。这个方面在我们以往的研究中是被忽视的。

　　若是这个推测可以成立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入关前后满族统治集团对汉族的认识和认同有一个质的飞跃，从而也使满族本身的认同层面超越了种族界限，即从基本的人类族群一般共识发展到具体的对被征服民族的信仰、价值观以及反抗中的正义性的认同，这是征服民族与被征服民族相互共存乃至融合的前提。这显然不能简单地用承认汉民族的文化系统来解释。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对于清初的许多现象便无法理解，对满汉民族数百年的交往，尤其在民族精英的交融，进而对两个民族之间的交往和融合，在理解中便会产生一种阻隔和窒碍。可否这样说，何先生在竭力发挥表彰汉族志士的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同时对于满族贵族建立的清王朝也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某种认同，表现出历史学家应有的宽广襟怀。

　　先生的一些思想，在我们脑子里也似乎浮现过，但从一般人的印象模糊的常识，到可以用客观事实来验证的严谨的历史学家的结论，中间的距离是十万八千里。我越读先生的文章，就越是觉得自己业余。清史研究不同于前代历史研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史料的繁多，我说过，研究清史的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兼有清厘和发掘新史料的任务，这或许会妨碍每一位研究者的思辨概括和理论总结，但史料的繁多也给了研究者广阔而深入地理解一个历史时期以更多的机会，从长远上说，理论前景也更值得期待。何先生与许多杰出学者的研究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可以如同清朝那样被研究得如此细致，获得如此深刻的结论，这是清史研究者的责任，也是足以引为自豪的任务。

　　我对先生的理解，或者说我从先生文章中所得到的启发，很可能有偏差，不一定符合先生的本意。但“作品的意义高于作者的思想”，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通则。后学站在时代的观念上来总结前辈学者的研究，尤其是那些深刻并具有启示性的研究，就不仅仅是出于一种尊重和责任，而且对于我们自己找到一块坚实的基石得以立足，尤其是面临海外学术种种新理念新方法挑战，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说：我们的老一辈历史工作者虽然受到重重限制，但继承了中国史学中最可贵的传统，即充分尊重历史事实，并以一种严谨的态度和极度负责的精神来重现历史的真实。无论我们运用何种理论来构建历史，如果与基本历史真实相违背，都不得不重新检讨自己的理论架构。从这一点上说，老一辈为我们留下的研究遗产，是我们重拾自信的基础。在明清之际的历史领域，何先生的研究就具有这样的价值。

　　最后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何先生的研究为什么会具有极大的启示性。这当然是因为他的研究的深刻性。不具备深刻性的研究不可能具有启示性。但我说的深刻性，不仅仅是指具体事件和人物研究的细致和严谨，而是指何先生的许多个案研究始终服从于一个巨大的前提，一个宏观性的思想架构，即如何理解明清嬗代的性质及其历史定位，或者说如何看待取代明朝的清王朝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这是贯穿何先生的具体研究中的思想主题。

　　何先生多次强调，对于一个历史过程的理解，必须遵循两个原则：第一，把它置于具体的历史阶段之内，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绝对要求；第二，他又从自己的研究中思考如何对中国历史进程的特点进行理解，提出必须联系到后来的历史结局，才能对此前的某段历史过程的意义有真正的认识。后一点对于理解一个非单一民族国家，而是以汉族为基干的多民族共同体的中国历史尤其具有意义。他说：“清初国内民族斗争的恩怨，经历了三百多年，在历史洪流的冲刷下淡薄了，泯灭了。中华民族的团结，随着种种历史事态的发展、变化，逐渐占据了国内民族关系的主要位置。但是，历史问题是不会消失的。”又说：“在分析清兵入关和夺取全国统治权的战争时，不能不结合清朝统治的后果加以适当的考虑。”这些话体现出何先生深邃的眼光和高度辨证的思想，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

　　在何先生看来，明清交替时期尖锐的民族矛盾，满族在夺取全国统治权的过程中对汉族实行过残酷的，这是毋庸讳言的，何先生的文章对此作了充分的揭露。但满族的前身又是明朝治下的一个边疆少数族，因此满汉之间的斗争是属一个国家内部的矛盾。既不是外来势力的征服，也不是克服分裂的统一战争。何先生对清朝建立全国统治的历史的这一概括，与此前流行的少数族入主中原的“轮流坐庄”说和现在依然余烬未冷的外来异族入侵的“征服王朝”说做出了严格的区分。这个结论既不像某些盛行一时的“统一说”那样将清政权的建立拔得那么高，也不同于当前海外“新清史”那样完全无视清朝三百年对于中华民族形成所起的历史作用。当然，先生在一些具体的表述中还有可以斟酌的地方，但这个概括的总趋势，以我个人体会，仍是目前所得出的最深刻也是最为合理的结论。

　　为什么这样说呢？世界各个地区的族群分布和构成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在进入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必然会形成不同的道路，欧洲与美洲不同，欧美与亚洲也不同。在以西方新观念来构建中国历史时，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长期以来，汉族这样一个历史久远、文化传统深厚并且相对稳定的人类共同体，蕴含着巨大的辐射力和凝聚力；而周边各族群中，一些大的族群，比如北方的蒙古族，或西南的藏族，虽然都有自己的一套文化系统，但其能量、包容性和影响力，相较于汉族仍显得薄弱；至于人数更少，文化传统更为薄弱的民族，包括满族，就更难与汉族抗衡。这些较为弱小而落后的民族在与汉族的交往中，即使相互间发生冲突，甚至是战争，都不能阻扰这一趋势，即双方的联系越是紧密，就越是受到汉民族文化系统的吸引，乃至被汉化。有鉴于此，我们就很难设想，满族立国时会形成一个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并以这种姿态与另一个汉族为主体的近代民族国家相对立，相抗衡。在这个意义上，何先生说明清之际的斗争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更不是外来民族的征服战争，是完全正确的。尽管满族在开始脱离明朝时，甚至在统治中国之后，都强调其种族意识，但那是另一问题，而且满族最终也融入中华民族这个更大的共同体。

　　考虑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中，都有人坚持以宋元明清作为一个整体过程，来处理中国前近代或近世大约几百年的历史），而满族的前身又长期是属于这个形成中的共同体中的一员。所以，何先生坚持反对一度甚为流行的说法，将满族夺取全国统治权的斗争看成是一场统一战争。何先生说，统一以分裂为前提，明清之际，形成中的多民族共同体各个成员中尽管发生矛盾，包括严重的民族斗争，但国家并没有分裂。如果承认清朝夺取统治权是一场统一战争，无异是说明末中国已经分裂，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何先生认为，如果硬是要说分裂，那就只能是说满族先分裂出去，然后再来进行一场统一战争，这是一种滑稽可笑的弯弯绕的说法。

　　正因为何先生同时强调上述两个原则，所以，他的意见既深刻地反映出明清之际的历史现实，又从长远的观点看出了历史的本质趋势。这就是何先生通过对明清之际进行深入而周密的研究之后得出的理论总结，是他在具体考证之外的另一项重大贡献，是一份值得珍视的财富。虽然其中还有可以再推敲，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但这不会影响到它的价值。它使我们在面对国际上的各种新学说、新思维时能有一个稳定的基石，不至于摇摆不定，更不至于失坠。正因何先生思想上始终存在这样一个宏观的主题，所以，当我们回过头去细读他的具体研究时，就可以体会到，为了得出这样一个高度概括的理论性结论，何先生不仅运用了大量的砖石瓦泥，而且在如何选定支柱和椽梁来搭建中国历史这个大厦的结构时，一定付出了巨大的思考。为此我们都应该感谢何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