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灵东来福在哪龚良,江苏太仓人,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曾任江苏省文物局局长,南京博物院院长。现任南京博物院名誉院长。
曾参与江苏省内外众多考古发掘项目和文物保护修缮项目。任职南京博物院期间提出“既做历史艺术的殿堂,又做文化休闲的场所”的博物馆发展理念。2013年主持完成南京博物院二期改扩建工程,2021年主持完成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展览和运营,受到广泛关注。
·要通过博物馆和世界交流,让世界更了解我们,让中国的历史、文化能够更好地被讲述和被接受
2023年11月6日,南京博物院迎来建院90周年院庆。院庆大会上,龚良应院方邀请,用了9分钟时间、53页PPT、2000多字的发言稿,分享了南京博物院最近10年的经验做法,称之为“一座超级链接的博物馆”。
1933年,由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倡议,国立中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前身)在南京成立。其主体建筑由著名建筑师徐敬直设计,后在梁思成、刘敦桢指导下,修改为仿辽代奉国寺大殿建筑。这座庄严伟岸,体现“中国建筑之固有特色”(梁思成语)的大殿,如今已成为南京标志性历史文化景观。
在南京博物院90年的历史中,龚良担任院长16年半,这期间他和他的团队不仅完成了前辈们的期望,使南京博物院最终形成“一院六馆”的格局,更提出博物院“既做历史艺术的殿堂,又做文化休闲的场所”这一理念。
“南京博物院的历史,折射了时代浪潮下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历程。”龚良说,好的博物馆应该更好地与时代接轨、与社会同步,让公众更直观方便认识文明和传统。
1962年,龚良出生在文脉兴盛的江苏太仓。15岁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19岁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就读考古专业。龚良说,学习考古之前,他对这个专业并不了解。进入大学后,发现考古工作非常重要,“是人们和遥远祖先沟通的重要渠道。”龚良说,环太湖文明被认为是江南文脉的源起,就是因为有大量的古文化遗址被考古发掘。
大学毕业后,龚良留校任教,成为考古专业的一名老师。当时考古专业中有一门“中国古代建筑”的课程是聘用外校教师来讲授的,龚良有意接任此课,于是在原来学习的基础上,又去东南大学建筑系进修了两年“中国古代建筑”。“通过这两年学习,我不仅能顺利地讲授该课程,还可以兼做文物建筑保护修缮的设计方案。”龚良也因此有了更加广泛的专业关注点,从考古到古建筑,以及文物建筑的保护修缮利用等,他都有所参与和涉猎。
龚良仍然记得,这座墓中出土的文物从宴饮到盥洗,从仓储到水井,从生活到歌舞,相关的文物一应俱全,通过这些文物能清楚地看到西汉时期诸侯王的生活场景。
“考古,最主要的是寻找和记录文物与文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从北洞山汉墓开始,龚良就十分注重出土文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所传递的历史信息,“通过这种关系,去追寻文明的起点和社会发展的脚步。如果田野出土的文物没有发现和记录这种关系,出土文物的价值就会大大降低,比如收缴的盗墓文物。”
龚良于2001年开始担任江苏省文化厅文物处处长和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等职,负责全省的文物保护、古建修缮和博物馆发展的行政管理工作。
2005年12月,龚良被任命为南京博物院院长。担任院长后,他的第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南京博物院二期改扩建工程。
南京博物院的前身是蔡元培先生于1933年倡议建立的国立中央博物院,最初原拟建“人文”“工艺”“自然”三大馆。后因抗战爆发,仅建成“人文馆”。
此后在南京博物院几代学人的努力下,已经建成有历史馆和艺术馆。历史馆就是当年的“人文馆”,主要收藏和陈列江苏的历史文化遗产,艺术馆则展示历代青铜、瓷器、玉器、书画、织绣、陶艺、漆器、民俗等。
“南京博物院有各类藏品42万件,其中包含一大批宫廷文物。”龚良说,“在42万件藏品中,以清宫瓷器最多,以西南地区民族文物最具特色,以殷墟考古出土实物科学价值最高,以江苏的考古出土文物最珍贵。全院藏品既有宫廷的,也有民间的;既有高古的,又有近现代的;既有物质形态的,又有非物质遗产。品类繁多、覆盖面广,藏品的类别远超同级博物馆。”
龚良意识到,宫廷文物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交流临展又是博物馆吸引公众的重要手段,需要建立一个专门的展馆进行展示,于是特展馆建设纳入了改扩建工程的议题。历史、艺术、特展三大展馆构成了南京博物院的主体,呈现出“历史文化艺术的殿堂”的大气。但龚良认为博物馆还应该成为“公众喜爱的文化休闲场所”,经过和同事们反复商讨,改扩建工程又创新性地加入了数字馆、非遗馆和民国馆“三小馆”。
2013年11月6日,时值建院80周年,完成二期改扩建工程的南京博物院以“一院六馆”全新格局对外开放。
“博物馆要展示人类发展的文明历程,藏品展示不能是简单的说教。”在南京博物院工作期间,龚良逐渐将博物馆的文博理念提炼为“既做历史艺术的殿堂,又做文化休闲的场所”。
如何把文物展品和背后的文化,更好地展示给观众,龚良认为,科技手段在博物馆的展览中有越来越多的应用场景,特别是数字技术可以让公众更直观方便地认识文明和传统。
南京博物院的数字馆,就是将以江苏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动态的影像、投影、互动等方式,分成28个片段表现出来。
能充分体现龚良创新理念的还有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中国大运河”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专有名词,流经全国8省份35座城市,并把我国的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联系起来,构成了我国南北水路交通大动脉。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是江苏省推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一项重点项目,由南京博物院负责展览和运营。
在零展品的基础上,龚良带领团队通过两年零九个月的努力,征集、复制到了1万余件藏品和展品。“如何在藏品有限的情况下展现大运河恢宏的历史?”龚良说,他和团队经过不断地调研和讨论,决定展览内容以大运河的历史变迁为时间轴,空间上涵盖大运河全流域,重点展示大运河带给民众的美好生活。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方式,就是数字技术在博物馆内的应用。“馆内多个展厅均配合数字化沉浸式体验。”龚良介绍,比如在“大运河——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展览中,以“5G+VR”的形式展现当代运河沿岸风情,通过数字技术让运河实景更加逼真绚丽;在“运河上的舟楫”展览中,参观者还可以“登上”一艘长约21米、桅杆高15米的“沙飞船”。“沙飞船”是明清时期江南一带的大户人家娶亲或看戏常用的交通工具,也是康熙、乾隆“南巡”时随行船只之一。博物馆内,在四周投影的视觉反衬下,游客“乘坐”沙飞船缓缓向前行进,进而感受到大运河两岸的繁华盛景,当下和历史就这样产生了“链接”。
“博物馆数字化展览的背后,需要有真实的考证支撑,那些‘复原’的桥梁、码头、建筑、船舶等影像,都是真实地存在或有历史依据的,真实是博物馆数字展览的生命。我们希望以真实的场景向观众呈现、解读真实的运河。”龚良说,“如今,走进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游客越来越多,特别是青少年和亲子家庭占了很大比重。”
如今,龚良是南京博物院的名誉院长,也是院里一名志愿者,时常会到馆里走走、看看、讲讲、坐坐。他很欣喜,自己在退休的时候还保持着不错的业务能力,更重要的是,他所实践的一些文博创新理念,正在被更多人所接受和实践。
粗略来讲,2000年以前,中国博物馆收藏展示的是文物和标本,这里的文物指的是馆藏的可移动的文物。最近这20多年来,博物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在2001年的时候,博物馆的概念有了变化,收藏展示的是人类发展的见证物。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对博物馆的定义做出调整,改为博物馆收藏展示的是“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
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保护不可分割,都可以放进博物馆,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就是说我们在进行物质遗产收藏展示的过程当中,发现里面所蕴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制作技艺和使用方式等,这些也应该成为博物馆的展示内容。2022年8月,国际博物馆协会官网又公布了博物馆的新定义:“博物馆是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它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向公众开放,具有可及性和包容性,博物馆促进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博物馆以符合道德且专业的方式进行运营和交流,并在社区的参与下,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多种体验。”这强调的是博物馆的多样性发展、差异化发展,强调了阐释的作用和体验的价值,希望能够有更多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出现。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博物馆事业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机遇。首先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其次是数字技术的加速应用,同时公众对博物馆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我们看到,这20多年间中国博物馆的数量从2003年的2000多座,到如今登记备案的已经有6000多座;博物馆服务公众的面积则大概翻了三番,近年来有更多的博物馆在进行改建、扩建;博物馆服务公众的能力和水平,更是有了极大提高。
如今,热门的博物馆不仅是一个公共文化服务场所,同时又是一个公众喜爱的旅游目的地。“文化”和“旅游”的相加,使得博物馆有了更好的社会效益,也有了更好的旅游贡献度。
建设博物馆强国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建成博物馆强国,首先博物馆建设的顶层设计要更完善、更成体系,同时发挥好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另外,还要通过博物馆和世界交流,让世界更了解我们,让中国的历史、文化能够更好地被讲述和被接受。去年9月,第九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首次创新举办尼山世界文物(博物馆)论坛,我受邀参加。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以开展世界不同文明对话为主题,以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为目的。
交流的基础是能够互相了解,然后才能够融合,才能够发展。博物馆通过实物来实证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成果,最容易被不同语言、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接受。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首次新增尼山世界文物(博物馆)论坛,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博物馆这个“世界语言”,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我们每年引进很多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展和艺术展到中国来,是希望中国的观众更了解世界。同时,我们也努力让中国博物馆的相关展览走出去,让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在我看来,讲好中国故事,博物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而且这个载体特别容易被外界所接受。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5000年,就是通过考古发现得到实证的。今天我们在很多遗址博物馆里可以看到有关中华早期文明的相关内容。我们还有很多民族类的博物馆,展现了中华民族相互融合的过程。
在历史和艺术类的博物馆中,可以看到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比如在南京博物院,我们“江苏古代文明”的展览,里面有考古发现的8000年前人工栽培的水稻以及的工具,这是江苏“鱼米之乡”的源头。从早期的环太湖流域文明到后来的吴越文化再到江南文化的形成,展示了江南文脉的传承。将视野放大,在长江沿线的博物馆中,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特点更加突出,最显著的是农耕文明,从长江上游、中游到下游,农耕文明加创新的特点是一致的。
长江上游的巴蜀地区,农耕文明中加入了青铜器的制造,典型代表是三星堆、金沙遗址;长江中游地区,是农耕文明加上陶器的发展,比如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的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目前发现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的史前聚落遗址群,是展示长江文化的重要遗存、揭示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的核心遗址,也是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珍贵实物;长江下游地区,主要是环太湖流域,是农耕文明加上玉文化,比如典型的良渚文化遗址等。
这些博物馆,可以看成是中华文明的某一个片段,而这个片段一定是在中华文明的整体格局中体现的。或者说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中华文明的一块拼图,合起来就是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长卷。
对此,我曾提过三条原则:好的文化产品、好的文化环境、好的文化服务。好的文化产品,指的是博物馆主动作为去创新性地策划原创展览,再加上博物馆里面有创意的教育服务项目和文化创意衍生商品,这是博物馆文化传播和服务公众的重要内容。
好的文化环境,是希望公众到博物馆里会产生温暖的感觉,这种感觉应该是贯穿馆内外的。我们希望博物馆建筑成为博物馆里的第一件展品。然后再通过内部空间的打造,营造博物馆展览所体现的文化空间。好的文化服务,要体现在从观众走进博物馆到离开的全过程,要让观众在这个过程中感觉很舒服,同时又能让博物馆的环境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
随着文博事业的发展,今天我们进一步提出,好的博物馆应该是空间、美感、故事的有机结合。
空间是特色和形象的结合,美感是愉悦的体验,而故事则是展品关系的解读。这些年,我们已逐步摒弃了原来博物馆里面做文物精品展的展览方式。文物精品展,强调的是展览中要有好的明星展品,没有明星展品,这个展览可能就做不好。现在我们更希望给大家展示展品和展品之间、展品和地域之间、展品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就是博物馆要告诉观众的故事。好的展览是体验式的,以故事打动观众。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需要有专业策展人的介入。因为博物馆里展示的故事,不是凭空编造的,它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环节。特别是最近七八年,大家都意识到要做好的展览,必须有好的策展人。包括我们南京博物院在内,现在国内大型博物馆基本都有自己的策展人团队。我举一个例子。2015年,我们策划了一个“温·婉——中国古代女性文物大展”,策展人是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的曹清老师。在这个展览中,没有明星展品。策展人从她自己的女性视角出发,将很多普通的文物、展品组合起来,通过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形塑女性、女仕日常、才媛集艺、笔端容功四个方面,诠释了历史长河中中国女性的性格特征,那就是“温”“婉”。脱胎于这次展览的同名图书也获得了当年的“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和“中国最美的书”。
我们特别感谢李庄人民在1940年到1946年接纳了当年中央博物院的前辈。正是在李庄的时候,博物院和国内其他的文化单位聚集在一起,使博物馆学和考古学、古建筑学等领域的学者之间发生了深入的交流,并产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的老院长曾昭燏在李庄时曾与人合撰《博物馆》一书,叙述了博物馆工作各方面的基本知识,是中国具有开创性的博物馆学研究代表著作。现代中国的博物馆学,可以说是从这本小书开始的,李庄正是它的诞生地。
2023年,我受院里委托到李庄,对“立本求真家国天下——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李庄”主题展重新策划布展。展址就位于当年存放院里珍贵文物的李庄张家祠。整个展览分为三个单元,分别是“国宝西迁——守住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文化抗战——艰难岁月彰显学人风范”和“山高水长——海峡两岸永怀缱绻”,展示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从文物西迁到落地李庄的脉络。为了这次展览,我们从南京博物院文物库中原样复制了多件极富价值的公文、信件等资料。同时,还全新打造了一个数字展厅,参观者可沉浸式体验,了解这段文物辗转迁徙的往事。
南京博物院坐落于南京市紫金山南麓,作为我国第一座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综合类博物院,它的主馆“老大殿”本身也是一处江苏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关于南京博物院,网上一直有个说法,称它是“中国三大博物院之一”。采访时,我们专门就此向龚良先生求证。听到这个问题,龚良哈哈一笑,进而说道:“这是观众的口碑和喜欢,没有任何依据。”
采访时,龚良一再强调,博物馆不仅仅是一个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机构,更应该是观众喜爱的旅游目的地。
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下,近年来南京博物院已经成为一处“网红”打卡点,往往一票难求。
采访结束时,龚良把记者带到“老大殿”前的广场,当时众多游客正举着相机、手机在这里拍照。
龚良说,对于一座博物馆来说,最好的传播就是观众拍下的照片。“我常常讲,能不能让观众拍到18张以上的照片?观众在离开博物馆后发出去的‘九宫格’照片,传播效果比任何的博物馆广告都要强。”龚良说,当下博物馆的职能正在改变,从“服务文物”转变为“服务公众”。
龚良说,我们遇上了中国快速发展的时代,一个博物馆变革的时代,一个互联网的时代,需要通过一系列创造性劳动,让更多民众走进博物馆,看懂展览、理解文明、认知传统、爱上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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