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蓝心的胸被别人添《历史的教训》是20世纪美国著名学者威尔·杜兰特夫妇在其多卷本《世界文明史》等著作的基础之上，于1968年完成的一部优秀作品。本书篇幅不长，娴熟地运用各种史料，站在跨民族、跨国家的文明史角度，以总结、论辩又不乏通俗性的语言和历史哲学式的思维，思考自然史与人类史的方方面面。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者因《哲学的故事》和《世界文明史》等名著而熟悉和推崇威尔·杜兰特。读罢《历史的教训》（倪玉平、张闶译，中国方正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本人也感同身受。

　　本书视野宽阔。首先，它将人类史放在自然史的视野下进行思考。“人类历史只是宇宙中的一瞬间”，人类生活在地球上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地理哺育和规范着历史，虽然技术的发展使地理因素的影响在变小，但地质与气候仍然控制着人类，能够“以极其野性的方式冲向我们，终结掉一切悲伤与痛苦”。面对自然，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教训就是要学会谦逊”。但作者不是历史悲观主义者，更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将自然史与人类史作了本质区分：自然史是无知的，创造文明的“是人类，而非地球”。历史不仅是宇宙中的一瞬间，也只是“生物学的一个片断”，“生物学的法则同样也是历史的基本教训”，竞争、选择、繁衍这些生物学上的基本规则，也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不断表现出来。书中的某些见解当然有可商榷之处，但无疑是作者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制度下不平等现象得出的一般看法。

　　作者认为不应当把文明与种族联系起来，“任何肤色的人，都可能发展出一种文明（只要环境适宜）”。古代文明“是地理上的机遇与经济、政治发展相结合的产物，而不是由于种族的原因”。他看到了种族、文明、民族间的辩证关系，看到了地理、经济、政治与文明的关系，提出“不是种族塑造了文明，而是文明塑造了民族：地理、经济和政治环境造就了文化，而文化又创造了人类形态”的卓识。作者反对种族偏见，提出了每一个人“都对所属种族的文明做出过创造性的贡献”的可贵见解。

　　本书探讨了古今先哲都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即人性与历史、与社会的关系。作者认为，“有史以来，人的演化一直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生物性的”，人类的进化“主要是因为经济、政治、智力和伦理道德的革新”。人性是“社会的基础”，其力量“可以改写国家的构成”。从已知的历史来说，“人类的行为却又并未发生多大的改变”。这些看法中的若干因素值得我们重视。

　　第三，本书最后用《增长与衰退》《真有进步吗？》两章表述对文明史的一般看法。历史一再重演，文明也在不断地周期性兴起与衰退，历史真的有进步吗？在历史的过程中人类的本性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进步”的观念也令人质疑。我们尚没有培养出足以阻止我们贪婪、自私、好斗本性的道德规范。读者是否同意这种近乎冷峻的历史进步观，自可评判。

　　首先，尽管作者从历史研究的主体与客体关系上，阐述了历史解读中历史学家可能存在的“偏见”“遮掩蒙蔽”，甚至“曲解”，但他并不否认能够“从历史中学到足够多的东西”。本书命名为《历史的教训》，试图从多层面来考察历史的本质及相互联系，并不断以自己在历史中发现的“教训”来提醒今人，告诫社会，足以说明作者的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精神。

　　其次，作者的历史观中包含许多唯物辩证的萌芽与自觉：他正确区分了自然史与人类史的不同，强调了自然史与人类史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人类文明是人类自己创造的重要观点；他看到了“不存在完全一样的两颗豌豆”“量变是质变的先决条件”等自然界中的辩证法，并运用于人类文明史的观察分析。因此，作者承认文明的多样性，承认“文明是合作的产物，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对此有所贡献”，承认人类文明所积累的经验在文明传承上的价值。他高度重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明；反对种族歧视，肯定所有民族甚至所有人在文明创造中的贡献；主张以文化而非血统来划分民族、种族，主张通过普及教育来消除种族歧视。他看到了道德的巨大作用，也看到了道德的历史局限性与变迁性；看到了道德失衡后的罪恶，也看到了“人类善良的历史”。

　　第三，作者始终注重从经济关系的变化来观察人类文明的变迁，从生产发展、技术革新和物质资料的运动来看待历史变革。因此，他既看到了大河流域在文明进程中的作用，也看到了新航路的开辟和航空业发展所带来的历史变革。他看到了人类的不平等首先是经济上的不平等，离开经济的不平等谈自由是空泛的。他看到了文明的产生、人类的进化都离不开经济因素，道德与人类的经济发展阶段相关。凡此足以让我们重视威尔·杜兰特的历史观。对于作者关于人性在历史中的作用应作何认识，我想引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的一句话供大家参考，马克思说：“蒲鲁东先生不知道，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

　　对史学研究者来说，应当吸取本书的整体研究观，将历史中的个别与一般、普遍与特殊联系起来，从中探寻历史的规律。要认识到历史认识主体与历史客体间可能存在的巨大差异，对历史谨慎地下结论。要认识到向社会普及历史知识、历史智慧与历史研究同等重要。作者赋予史学崇高的地位：“历史首先是这一遗产（指文化）的创造和记录；进步就是遗产的不断丰富、保存、传播和利用。对我们而言，研究历史不仅仅在于对人类的愚蠢和罪恶予以警示，也要鼓励人类铭记有价值的先人。”我想，这也是当代史学工作者应当记住的。

　　对政治家来说，可以借鉴本书所揭示的关于人类文明的种种思考，更好地制定政策、治国理政。首先，现实社会的许多问题来源于历史，人类面临的许多问题可能是共同的，不懂得这些不可能成为杰出的政治家。其次，从自然史与人类史、从整个文明史的视野，政治家可以更清楚地看清我们所面临现实问题的复杂性。例如，人类仍然要尊重自然和生物界的一般规律；又如，“生活方式和生活工具改变了，但动机和目标依然如故”，因为人性的变化是缓慢的，有生物学的遗传，还有“群体内习俗和传统”，不能以理想替代人性来思考现实的所有问题。这些看法对政治家如何处理现实问题都大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