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魔神人类文明有两大传统，雅典传统和斯巴达传统。前者代表了商业文明，后者代表了农业文明。

　　公元前480年，希腊联军在温泉关战役中击败波斯帝国，预示着年轻的欧洲击败古老的东方。自此，雅典海军变成了商业船队，自由城邦变成了繁华的商业中心。

　　与此截然相对的是，斯巴达解散了陆军，回到了封闭的农业社会。而以当时中国为首的东方世界，则承袭了“重农抑商”的传统，历经千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都没有放弃对商业的鄙视，居于四民之末的商人随时都能成为强权的牺牲品。

　　斯巴达和雅典，虽然都消失在了历史长河里，但雅典的后继者却远超斯巴达。18世纪英国诗人雪莱甚至说：“我们（西方人）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文学、宗教、艺术，皆根植于希腊。”

　　而长期处于农业文明的中国，虽然三千年历史没有断绝，但其特质面对现代工商业文明依然相形见绌，特别是1840年以来的中国，这种差距越发明显。可以说当下国人诸多痛苦，无不因为我们仍处于这种农业文明向商业文明转型期的阵痛。

　　一种是基于集体主义的乌托邦设计，认为文明是由学者和政治家设计出来。如柏拉图、马克思的“理想国”。

　　另一种是基于个人主义的演化论，认为文明从商业传统、自由市场的积累、演化中而来。也就是老子、哈耶克等推崇的自发秩序。

　　杜兰特认为“理想国是一成不变的社会，是僵化、厌恶创新的遗老世界”。他相信，文明的火种源自自由的思想市场，良善的法律来自习俗和利益的冲突，而思辨则源于人类个体的交流、合作与竞争。

　　然而遗憾的是，当近代中国开始开眼看世界时，却恰恰处于民族主义、乌托邦主义横行世界的时代，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柏拉图”，却没看到多少“哈耶克”的价值。

　　当下，“热爱正义却不爱一个个具体的人”的声音充斥网络，甚至被某些专家上升到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高度。文明是自由土壤结出的果子，所有带有某种“强权意志”的思潮，都是对自由与文明的遏制。

　　乌托邦主义通常向人们许诺最美好的未来：全能的政府、充分的福利、平等的社会……后世的人们常常相信，乌托邦主义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缺陷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乌托邦的冲动，一直深埋于古往今来的人性之中，因此它会永远伴随着人类社会。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再到奥威尔的“1984”、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每一个号称“人间天国”的理想之城，都有着极权统治的影子，给城内的平民大众带来的也只有匮乏、混乱、腐败和大屠杀。而历史上的德意志第三帝国、苏维埃主义，其真实历史更是恐怖。

　　“大部分历史是猜的，剩下的都是偏见”。历史学首先是无穷无尽的史料学，所以傅斯年才会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面对浩瀚的史料如何选择，如何用像布罗代尔那样综观历史的新史观处理史料，如何避免以今观古的错误历史认知，这既考验历史学者的道德，也考研历史学者的高超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