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爱情有晴天片尾曲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这个社会性质就决定了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力量必然大大超过革命力量，就决定了这两个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当各帝国主义感到自已在中国的利益受到威肋时，他们必然地站在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一边，对付革命力量。特别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汪精卫对革命的背叛，更大大削弱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力量，大大增强了反革命势力。这样一消一长，其结局必然是革命的失败。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前期，即l924年到1926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资产阶级有四次大的让步：一是不支持周恩来、陈延年等人在“二大”打击、孤立中间派、扩大的计划，结果使势力增大，给中间派壮了胆，孤立了。这次会议还把假、新头子蒋介石选为中央执委，抬高了他在党内的地位。这是政治上的大让步。二是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拒绝、周恩来等人提出的对蒋介石进行回击的正确主张，害怕反击会破裂统一战线，甚至认为事件的发生，是“分子在一切工作中都太负责任”造成的，公开吹捧蒋介石“是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行动。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三是蒋介石在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后，陈独秀屈服于新的压力，继续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完全接受这个违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他并以中央的名义，写信给中央说：整理党务案“是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无权赞否”。这是党务上的大让步。四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召开的“五大”会上，当提出应迅速开展土地革命大力武装农民、建立村民主政权，以挽救革命的提案后，主持会议的陈独秀，以其固有的家长制作风，对这个正确建议不仅不采纳，而且排斥于大会之外，剥夺了的表决权。1927年6月25日，蔡和森给中央的信中提出：“唐（生智）回湘后，反动态度既已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等人家来处理，直无异鱼游釜底”，建议中央和军部“立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6月30日，在陈独秀主持召开的中央扩大会上，强行通过了《国共合作十一条》，仍然认为“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为了“减少政局之纠纷”，提出员以“请假”的名义离开政府，“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做出了全面的让步。

　　在当时，除了周恩来等少数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军事工作的意义外，大多数人不重视军队。斯大林曾经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他也曾提醒中国要重视军队。但陈独秀却认为：“单靠军事行动取得政权，这是墨西哥式葡萄牙式的军事投机，决不是法兰西式俄罗斯的革命事业。”当时全党对此也没有深刻的认识，当然在行动上不可能有所作为。正是因为中国没有军权，也没有足够的军队与反动派相抗衡，从而大大助长了蒋介石、汪精卫公开的气焰，也无力阻止国共合作的破裂与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

　　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出，必须建立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前提。中国革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决定了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否则，革命就会夭折。对资产阶级要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特别是要警惕资产阶级右翼的叛变活动，一经发现就坚决斗争，决不能妥协退让。

　　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统一战线的最基本力量，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工人阶级只要团结了农民阶级，获得农民的支持，就基本实现了自己的领导权。如果工人阶级失去农民阶级的拥护，统一战线就不能巩固，自己的领导权就没有保障，资产阶级一旦叛变，自己就会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无产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组织统一战线，也必须有革命武装。当资产阶级破坏、分裂统一战线，用工农群众时，无产阶级应用革命的武装予以反击。如果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军队，在统一战线中就没有地位，就失去了领导权，就无力制止资产阶级的叛卖，自然也就无力巩固统一战线。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要领导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联合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路线和策略原则。只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团结全党领导工农劳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只有正确的策略原则，才能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正确的方针，团结，揭露、孤立和打击，使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得以巩固。只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策赂原则，才能使党及时发现和纠正自己的错误，并抵制各种错误倾向的影响。否则，当一种错误倾向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时，全党就会处于毫无办法的境地，最后导致革命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