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奈尔萨拉库本文最初发表于2016年年初，作者王磊光，当时是上海大学文化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本文源自王磊光在2016年春节前在某论坛的发言，题为《近“年”情更怯》，发言整理稿以《一个博士的返乡笔记》为题在互联网上传播后，引发广泛关注和巨大反响，后收入作者的文化随笔集《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

　　六七年时间过去了，今天重读王磊光博士的文章，我们依然觉得它具有启发意义，引人深思。作者再文中提到的农村的种种现象，如亲情的失落，价值观的割裂、邻人之间的攀比，知识的无力感等等，依旧广泛存在。

　　农村有一类家庭，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却往往被忽视。那就是举全家之力，把子女培养成大学生的家庭。曾经有些农村的父母，保持对知识的敬畏，怀揣“鲤鱼跃龙门”的梦想，没文化会吃亏啊，节衣缩食都要培养孩子上大学。孩子只要智商正常，稍微“争气”，80后的农村孩子（在扩招政策下）考上大学并不算特别难。可是，大学毕业后发现竞争激烈，多半也仅仅是勉强找个工作而已。薪水，早已赶不上那些高中甚至初中毕业后就直接去大城市打工的孩子。这样的结局，让拥有大学学历的农村孩子，和掏空钱包供养大学生的农村父母情何以堪？多少曾经努力学习的农村娃，拼尽全力不过是从农村人变为城市里的“底层”。当然这不是所有农村大学生的命运，但确实是相当一部分农村孩子的命运。

　　而辍学打工的孩子，往往早早就流向大城市，没有学历，心甘情愿从底层做起，摸爬滚打，沉淀自己。等到考大学的小伙伴走上社会，他们已经在自己的领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他们早已经知道了这个社会如何运转，知道了人情世故，而且他们没有学历的“包袱”，做啥样的工作都能沉下心来做。而那些上了大学的孩子，待他们走上社会时，竞争加剧，他们带着象牙塔里的天真，不谙人情世故，寒窗苦读十几年，心里多少带着骄傲和倔强，不愿意“屈就”，因而耽误发展的不在少数，处处碰碰壁后，却不得不服从这个社会的规则。对他们来说，“知识”带来的不是优越感，而是无力感。

　　当财富成为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一个人的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时，当所有的村庄，亲朋好友都在暗暗对比走出去的孩子们的收入时，回乡的青年如何不“近乡情怯”呢？总体来说，上了大学的孩子，在价值观、文明程度、视野、格局、思维能力、审美能力等方面都比不上大学的孩子要更胜一筹，可是，这些东西在人生价值衡量标准一元化的社会里，什么“用”都没有，甚至反而束缚了他们的“手脚”，因为他们往往因此变得标准多，畏惧多、底线多，而不愿或无法拥有那种“无知者无畏”勇往直前的气魄。

　　我很庆幸我有故乡，可以随时回去，尤其可以回家乡过年。因为我的根在那里，我的亲人在那里，我的生活经验和记忆在那里。

　　我的家乡在湖北的大别山区，L县。我导师王晓明教授在2004年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L县见闻》，写的就是这个地方。王老师以我家乡为对象，揭示了当时农村的破产状况，人的精神的颓败，以及乡村文明的没落。

　　我家所在的那个村子，是一个东西两座大山夹住的狭长谷地。一个村子由十来个“塆子”组成，一个塆子有几十户人家，我家那里叫王家塆。

　　直到现在，我每到一个地方，凡是碰见两山相夹或两排高大的建筑物相夹，我的第一意识就是，这两座山或两排建筑物，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所以我在外面经常迷路，尤其在城市里。

　　上海7号线有两个靠得比较近的站：“长寿路”和“常熟路”。我好几次下错站，以致现在每到这两个站就紧张，怕弄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家乡的方言里，“长寿”和“常熟”是完全一样的读法。

　　人要靠语言来思维，这个事情让我意识到：对有家乡的人来说，是用方言来思维的。

　　我有一个初中同学群，群里90%的同学只读到初中就出去打工。经过十七八年的积累，很多同学在城市里有房有车，有的还有了自己的事业。 平时在群里，他们交流的最多的是工作问题，车子问题等，言谈中总少不了炫耀。

　　但有一次，有个同学忽然在群里说，他已经三年没回家过年了，另一个同学紧跟着说，他五年没回家了，接着很多人说起回家的情况。

　　有一个说：不管怎么样，今年过年一定要回一次家！另一个说：如果能在家乡找一个两千块钱的工作，就回去算了。还有一个说：能找个一千块的工作，我这边什么都不要，也愿意回家。

　　我有一个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已经十年没有回家。有一天他在qq里突然对我说，我的父母是很好的人，因为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去我家玩，我爸妈用腊肉下面给他吃。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有位老师主持来沪青年工人的社会调查，最近在访谈工人。其中有一个打工者说：

　　我真希望没有搞改革开放，我也愿意日子苦些，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每天跟父母和孩子在一起。

　　回家过年，其实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一件事。套用贾平凹的话来说：家乡对我们的影响，就像乌鸡的乌，那是乌到了骨头里面。

　　十多年前我上本科的时候，从大西北到武汉，坐的是那种编码没有字母只有四个数字的绿皮火车，22小时，通常要晚点两三个小时。西北往武汉的路线，不是人流最多的，但春运那个挤啊，大大超出了今天90后的想象。

　　好在那个时候，学生一般都可以提前集体订票，买得到座位。而站着回家的，几乎全都是农民工。每次上车的时候，无论有票的还是没票的，都一窝蜂往车上挤。

　　我对过年回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我背着一个包，提着一个包，与同学一起，从第一节车厢狂奔到第十几节车厢，然后被后面的人推着挤上了车。

　　上车后一分钟，车就开动了。我记得火车广播里号召大家发扬风格，让站着的乘客挤一挤。大家真的很友好，四个人的坐位，挤了五六个。火车过道里人贴着人，想蹲下来都没有办法，连厕所里也挤着好几个人。

　　男乘客还可以想办法，可苦了女乘客。记得有一次我身边坐着一个在西安读书的大学生，他要小便，就脱下外套让我给他挡住身体，想把尿撒在矿泉瓶里，但他很紧张，用了十几分钟才勉强撒出来。

　　我还记得有一次身旁坐着一个从西北打工回家的河南妇女，尽管有位子，但她实在太困，太想睡觉了，就把位子让给别人坐，自己钻到座位底下睡觉去了。

　　应该要肯定，我们国家这十几年间的铁路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铁路线路的增加，尤其是动车和高铁的开通，极大缓解了交通压力。火车站、火车上，起码不会像过去那么拥挤了。

　　过年回家那种路途的遥远、时间的漫长、竞争的激烈、拥塞以及不安全感，让我对“男儿有志在四方”的观念产生了极大厌倦。

　　所以，本科毕业时，我找工作坚决要回到湖北。后来我就在家乡隔壁的县城一中当老师。自2004年到2011年来上海读研之前，我再也没有遭受春节回家难的痛苦。尽管从隔壁县回家的汽车在过年时依然被塞得满满的，但毕竟只有两个多小时，实在挤不下，还可以花两百多块钱请出租。

　　我在上海读研的这几年，其实也没有遭受回家难的痛苦，因为上海到武汉的高铁和动车很多，普通车也有几趟，买票很方便。

　　今天各位出行，如果坐火车，不是高铁就是动车吧？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那种速度慢、见站停的普通列车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我想大家肯定一下子就能给出答案：除非没有其他更好的交通工具，学生不会坐，城市人不会坐，主要是那些底层的老百姓，比如农民、农民工在坐。

　　去年暑假和寒假回家，我特意选择坐慢车，16个多小时的硬座。就是要看看是哪些人在坐慢车，看看慢车上还是不是过去那个样子。

　　对农民工来说，选择坐慢车，比动车起码节约一半的钱，比高铁节约三分之二以上的钱。从深圳到武汉，高铁一等座要八百多，二等座五百多，但慢车硬座不到两百。尤其对于全家在外打工的人，从深圳到武汉，可能要节约一千多元，这对农民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

　　不过，慢车也没有过去那么挤了，因为农民工虽多，但很多都被动车和高铁分流了——既有主动的分流，也有被动的分流，因为价格便宜的慢车越来越少了。

　　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年12306网站通告的春运期间的加班车，三分之二以上的是非动车高铁。这个安排还是挺人性的，因为说到底，加班车就是为了农民工而加，低价位的车符合他们的需求。

　　在动车上，相对比较安静，大家不是玩电子产品就是睡觉，相互间很少交流；但是，在普通火车上，熟悉的、不熟悉的，都在热烈地交流，还有打牌、吃东西的，做什么的都有，也有用劣质手机放歌曲的， 大家都不担心打扰到别人，也没有人认为别人的做法对自己是一种干扰。慢车上的风格是粗犷的，是人间生活的那种氛围。

　　而且你还能感觉到，底层人的心理，比我们想象的要乐观得多，健康得多。底层的状况虽然普遍很糟糕，但大家还是很听话地活着，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如果在外面活不下去，还有家园可以退守。

　　开私家车回家过年，在青年打工者中越来越普遍。我待会进一步讲这个事情，因为它的意义大大超出了交通工具本身。

　　骑摩托车回家的情况，大家可能在新闻里看到了。每年春节，总有摩托大军回家过年。我的一个表哥，每到过年时就让他的儿子坐汽车回家，而自己骑摩托车带老婆回家，路上要两天一夜。

　　另一个表哥也是骑摩托带老婆回家，有一年在途中撞了人，不知是真撞还是被讹诈了，反正被人家扣了一天多，赔了一万多块才放人，半年的收入就这样没有了。

　　我觉得，当前农村的亲情关系，很大程度上是靠老一辈建立的关系维系着。在老一辈那里，这种关系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时空里，但对年轻一代来说，大家的关系早已被现实割裂了。

　　比如，我和我的众多表哥，小时候一起上山捉鸟，下河摸鱼，关系好得不得了。但这一二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外打工，我一直在外读书和工作，一年最多在过年时见一次，平均下来每年还没有一次，因为他们不是年年都回家。

　　拜年的时候，大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在亲戚家吃饭喝酒聊天，甚至留宿一晚，现在大家都骑着摩托车拜年，去亲戚家匆匆走一遭，放下东西，客套几句，就要离开了。

　　平时的生活啊情感啊什么的，都没有来得及交流。大家拜年，不再是为了亲戚间互相走动，馈赠礼物，交流感情，而只是为了完成传统和长辈交代的一项任务。

　　自打工潮于九十年代兴起以来，很多农村人一直在外打工，二十多年来与父母团聚的时间，平均到每一年可能就十来天。很多农村老人倒毙在田间地头，病死在床上，儿女都不在身边。没有来得及为父母养老送终，成为许多人终身的悔恨。

　　如果一个人为了生存，连爱父母爱子女的机会都被剥夺了，你怎么可能指望他去爱别人，爱社会，爱自然？你怎么可能指望他能用超出金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的价值？所以我想说：

　　亲人团聚，过年拜年。过年的力量，亲情的力量，是当下动员中国人最有效的力量。这也是过年最让人感觉温暖的东西。当然，以前过年时的各种集体活动，都已消失殆尽了。

　　中国农村还是保持着过年、过十五给祖宗上坟“送亮”的习俗，家家户户都要去祖宗的墓地给祖先点蜡烛，烧纸钱，放鞭炮，与祖先交流。很多已经在城市安家的人，也会赶在大家三十这一天开车回老家给祖宗上坟。许多曾被废弃的祠堂，这些年也逐渐恢复起来了。

　　很多老人没有挨过冬天。过年前后，是老人逝世的高峰时段。丧葬在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对今天的社会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媒体上动不动就喜欢报道某某地方为举办葬礼大肆挥霍，让大家误以为这是普遍现象。其实恰恰相反。相比古代，今天的丧葬已是在最大程度上简化了。“贵生重死”的观念早已失衡了。

　　大家越来越贵生，对于死，不再有敬重，不再让死者享受哀荣；对于天地，不再有敬畏。

　　去年快过年的时候，本家一个叔叔亡故，本家人和四面八方的亲戚来给他守丧，守丧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像过节一般，交流一年的生活情况、见闻和感想，称赞政策谴责腐败……深夜里交谈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守丧完毕，大家集体出力，将他抬到山上，让他入土为安。

　　社会学者经常用“原子化”来形容今天农村的现状，说白了就是，农村原有的那种共同体已经消失了。

　　人与人之间不再像原来那样有着密切的关系和交往，不再像过去那样每到过年时相互串门，集体上街玩等等。为死者守丧和送葬，在农村反而成了村里人团聚和交流的一个契机。这也是我在家乡看到的唯一能够让大家团聚的方式。

　　过年的时候，打工的青年男女都回来了。只要哪一家有适龄女孩子，去她家的媒人可谓络绎不绝。这在乡村已成了一门生意，农村说亲，几乎到了“抢”的地步。

　　如果初步说定一个，男方至少要给媒人五百块，最终结婚时，还要给上千的报酬，有的甚至要给到两三千。

　　传统的农村婚姻，从相亲到定亲到结婚，要三四年时间，男女双方有一个了解和熟悉的过程。现在却不同，年里看对的，过了年，马上定亲，然后女青年跟着男青年出去打工，等到半年过去，女方怀孕了，立刻奉子成婚。

　　曾听过一个搞量化统计的学者对农民工的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农村孩子结婚越来越迟。

　　但我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因为女孩子难找，男孩子到二十岁，父母就张罗着给儿子物色对象，物色好对象之后，既怕女孩子变心，又考虑要到城市讨生活的现实情况，就催着孩子赶快结婚。

　　可以想象：在现代社会这种动荡不安的生活中，这样的婚姻会出现多少问题！事实上，农村离婚的情况，也是与日俱增的。

　　农村人娶老婆要房子两套：一套在家里，一套在县城。其实县城的那套房，平时都空着，只是过年时回来住，但对年轻人来说，那就是城市生活的一种代表。

　　过年时，有的也会把父母接到县城过年，但父母住不惯，在县城过了大年，初一就赶回来了。在老家的生活是“老米酒，蔸子火，除了神仙就是我”，而在县城除了那套房，什么都没有。

　　但是，为了添置这两套房，将来给儿子娶媳妇，很多家庭是举全家之力在外打工。

　　近些年来，对在外打工五年以上的农村青年来说，对一种东西的渴求，可能比对房子和妻子更为强烈，那就是车子。车子不一定要多么好，五万，八万，二十万，各种档次的都有。

　　老百姓不认识车子的牌子，不知道车子的价位，只知道这些车叫“小车”。不管什么小车，关键是要有！

　　在农村，房子是一个媒介，车子更是一个媒介：是你在外面混得好有身份的代表，房子不能移动，车子却可以四处招摇，表示衣锦还乡。

　　很多二代、三代农民工，当下最大的期待就是买一个车子。尤其对那些好些年没回家的人来说，他再次回家，必须要有辆车，否则他怎么证明自己？

　　春节的县城，到了水泄不通的地步，这些车子绝大部分都是从外面回来的，与此同步的情况是：物价飞涨。

　　这十多年来，外界对于农村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农民工身上。众所周知，他们在城市打工的日子很苦，而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往往无人照料。其中酸甜苦辣自不待言。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现在农村日子过得较为殷实的，也恰恰是这些有几个成员在外务工的家庭。（仅仅只有一个成员务工，通常不足以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应该说，他们的辛劳和泪水还是得到了适当的回报。

　　倒是有两类家庭，他们处于最困难的境地，却往往被忽视。一类是孤寡老人。一类是举全家之力，把子女培养成大学生的家庭。

　　在第一类家庭中，这些老人的年纪一天比一天大，身体一天比一天衰败，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日子过得异常艰难。在我的家乡，低保的额度是每年八百。但大部分这样的老人，仍在低保的福利之外。因为他们处在农村的最底层，没有人替他们说话。低保名额通常被身强体壮者拿走。

　　“ 有钱人吃低保”，早已成为农村公认的一桩怪事。过年的时候，大家也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家家户户给这些孤寡老人送点东西。

　　这里所谓第二类家庭，主要是指有孩子在1980年代出生的家庭。这些孩子从小学读到大学，一直都在经受教育收费的最高峰，没有哪一坎能够躲过。并且二十多年来，农村税费多如牛毛，家里一年的收入，不够交税。

　　大人内外应付，心力交瘁。最要命的是，作为满载家庭希望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勉强找到一份饿不死的工作时，又面临结婚、买房等种种压力。

　　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农村的80后大学生，都是以牺牲整个家庭的幸福为代价来读大学的。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毕业后没有希望收回成本，倒是让不少年迈的父母继续陷入困顿。

　　最近一个博士师兄请吃饭，他说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回家，感觉很难融入到村子的生活，所以他每年过年他都回去得很迟，来学校很早。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一出现在村子里，村里人其他的不问，就问一个问题：“你现在能拿多高的工资？”所以，他过年回家，基本不出门。这个体验跟我是一样的。你要问我过年在家乡看什么，其实我没看什么，因为一大半时间是呆在家里看书，看电视，写东西。

　　作为农村大学生，当你回到家乡的时候，你童年那些伙伴都衣锦还乡了，而你连自己的问题都不能解决，你还能做什么呢？没有人信任你的知识！

　　说了上面这些，相信大家能够理解，对于我这样漂在外的农村大学生，回家过年既是一件非常急迫的事情，也是一件情怯的事情。

　　回家究竟看什么？其实真的没有刻意去观察，但从外归乡很多事情的思维却不停地在你心里撞，也就有了些许矛盾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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