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族美素素4p清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自东向西依次记载打箭炉（今康定市）至西藏拉萨沿途情况，是清代四川官修方志中第一次记载川藏道沿途详情。时隔80余年，清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在延续清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体例基础上，记载雍正时期川藏以宁静山划界后江卡以西的西藏14个地区，此为清代四川官修的第一部名实相符的西藏地方志，形成了清代四川省编纂西藏方志的特色模式。

　　为何清代2部四川省志中会专设分志记载西藏地区？清代四川入藏大道是内地至西藏拉萨3条交通线之一。虽然川藏道从行政区划上历经四川直省、西藏藩部，但自康熙末“驱准保藏”起一直由四川官方负责开辟、维护，是清朝与西藏地方联系的要道，即便由青藏道入藏的官员返回内地亦多选择或要求走川藏道。清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对入藏沿途的书写较早得到学术重视。目前，学界在研究清代川藏道治理中，“对清代早期西藏地方志或根本未提及，或未注意发掘利用志中的相关材料”，且多关注于四川地域内的川藏大道，对宁静山以西的川藏道研究较少。所以，对清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书写入藏沿途研究既是基础性文献研究，也有利于将此领域研究推向更深入。

　　“川、陕、滇入藏之路有三，惟云南中甸之路峻戏重阻，故军行皆由四川、青海二路，而青海路亦出河源之西，未入藏前，先经蒙古草地千五百里，又不如打箭炉内皆腹地，外环土司，故驻藏大臣往返皆以四川为正驿，而互市与贡道亦皆在打箭炉云”③，此可谓是清代以来内地对川藏道的总体认识与评价。

　　自明代起川藏道成为内地与西藏经济交流的主要通道。随着四川参与清王朝用兵边疆、维护川藏道畅通，四川官员士人对入藏道认识逐渐扩展。康熙末清军第二次“驱准保藏”，由四川官兵等组成的南路清军从四川打箭炉入藏，实现了清初以来四川人们对入藏沿途的首次实地考察，也推动了川藏道的开拓，促使清朝治理西藏战略依托及重心逐渐向四川转移。清雍正时期，在川藏道设立塘站、派驻士兵、加强雅州府口内和口外土司管理的同时，入藏四川官员不断增多实地考察机会，如川陕总督岳钟琪在《遵旨奏陈拟在察木多等处设兵应援事折》等奏折中，向雍正皇帝奏报川藏道沿途用设兵、物资及户口等情况。清乾隆年间，四川大员多次奉旨维护川藏沿途治安、安设塘马、添设士兵、调整驻防。虽然中央政府多次明确川藏官员管辖范围，但四川总督作为辅佐中央政府处理西藏事务的股肱，维护川藏道畅通、驰援西藏俨然成为四川总督的“分内之责”。由此推动了“川藏大道沿线及西藏一些主要城镇或清军兵的军事据点与驻扎地，多呈点状分布”的汉藏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与此同时，关于川藏道的各类政书档册和方志逐渐在蜀地修纂流传。清雍乾之际，四川省编纂的清雍正《四川通志》卷21设《西域志》，雅州府编纂清乾隆《雅州府志》卷12设《西域志》，利用官方档册等资料，记载打箭炉、里塘、巴塘、乍丫、察木多直至拉萨沿途重地，设立塘铺、户口、公署、投诚番地等分目，展现了清王朝直接统治西藏及周边地区的措施，客观上促进了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川藏道上的四川官员忙碌于公务之余，也撰写了各类纪程，如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随岳钟琪进兵西藏的王我师纂《藏炉总记》，清雍正十年（1732）奉檄入藏的泸州知州王世睿纂《进藏纪程》，清乾隆初协办川藏道粮务兼运入藏军饷的张海纂《西藏纪述》等，这些纪程以打箭炉直至卫藏腹地的沿途重要地区为目而记，书写“山川之形势，路途之崎岖，程站之距离，天时之寒暖”。清乾隆嘉庆之际，《西藏志》《西招图略》《卫藏图识》等多部西藏方志修纂，在实地考察入藏沿途后编纂，并在蜀地得到流传，此为清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编纂提供了主要参考资料。

　　清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共6卷。其中“西域一”记载江卡、乍丫、察木多、类乌齐、洛隆宗、硕般多、达隆宗、拉里、江达等地，从清代川藏行政界划的重要自然地理标志物宁静山以西至前藏（拉萨）的沿途地区；“西域二”记载了西藏的历史沿革；“西域三”记载前藏地区的各类情况，此为该志所记入藏沿途的重要地区；“西域四”记载江孜、后藏、定日、阿里等地，从前藏至后藏沿途要地及廓尔喀等周边毗邻地区；“西域五”记载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对青藏高原社会发展起到重要推进作用的汉藏历史人物；“西域六”记载西藏社会相关情况及四川、青海等内地入藏道路。该志所记内容展现了当时四川官员、知识精英们认识藏地的总体情况和关注重点。

　　清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在记入藏沿途各地时，以内地官修方志体例为参照，涵盖清朝官修方志必设门目和反映雪域高原地区各类社会情况细目。如：入藏首站江卡设星野、疆域、形势、风俗、塘铺、山川、公署、寺庙等目；察木多在设星野、疆域、形势、风俗、城池、户口、津梁、塘铺、山川、公署、寺庙等细目的同时，增加了投诚番地、物产等细目；前藏所设细目最为全面，包括星野、疆域、形势、风俗、城池、户口、津梁、关隘、贡赋、塘铺、山川、寺庙、古迹、管辖地方头人、西藏管辖三十九族等细目；阿里地区所设包括星野、疆域、风俗、城池、山川、寺庙、物产等细目，虽然设置细目不及察木多、前藏地区丰富，但都纳入官修方志记载范围，明确了此地为清王朝统治疆域的一部分。

　　通过清康熙、雍正、乾隆对川藏道的建设，“川藏大道因而成为治藏的‘命脉’”。四川派员长期在川藏道上奔波、驻防或久处川藏道沿途，使他们有条件、有必要详细记录入藏沿途。至清嘉庆时期，通过长期实地调查，四川官员对西藏地区认识达到了较为系统全面，但主要集中在自巴塘入藏的西藏东部和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等沿途设有塘铺的地区，也就是清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所记的14个西藏地区。其中，该志对江卡至前藏地区的记载，在继承清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所记内容基础上调整完善；对察木多等康藏地区所设分目及内容，明显比后藏等地书写更丰富，如察木多设13个细目，阿里地区仅设7个细目。虽然该志对后藏、定日、江孜、阿里等地内容记载较少，但在清代《四川通志》中首次对拉萨以西的西藏地区分地设目记载，标志着清代四川对入藏沿途认识的成形和对后藏、阿里等边疆沿途认识的扩展。

　　清乾隆、嘉庆时期，先后出现了清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清乾隆《西藏志》、清乾隆《大清一统志》“西藏”篇目、《卫藏图识》《西招图略》等多部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官方组织到官员修纂的西藏史志。总体上，清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书写更加细致。如清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仅记载乍丫、察木多、类乌齐、洛隆宗、硕般多、拉里、工布江达及西藏（拉萨）等地，未涉及后藏、阿里地区，也未将江卡从乍丫中分出单独设目记载；清乾隆《西藏志》记载西藏山川共30余条信息，不及该志所记西藏地区主要山峰140余座、河池70余支；清乾隆《大清一统志》“西藏”篇目，分喀木、卫、藏、阿里等4地记载西藏各地城市、所属部落、风俗、山川、古迹、津梁、祠庙、土产等，而该志细分14地记载。此外，该志还在“西域六”附四川、青海等多条内地入藏道路详细路程及里数。

　　该志为生动展现入藏沿途的边疆风光和自然地理风貌，还在各类细目中载入大量诗词。此在清代西藏方志中较为少见，为时人直观认识入藏沿途提供了文学记忆。其中，各地所载咏藏诗80余首。如该志收录了清乾隆末参与第二次平定廓尔喀扰藏的杨揆所撰《瓦合山诗》《边壩诗》《禄马岭诗》《渡藏江诗》等。杨揆在途经江达时作《禄马岭诗》写道：“艰难到绝顶，俯看弥震荡。凌风一振衣，十指若槌疆。所幸趋归程，鼓气能勇上。地险心则夷，毋为惮劳攘”②，展现出一幅入藏沿途感人肺腑、动人心弦的探索之旅。又如，由于津梁的特殊地形，为让读者身临其境地认识，该志记定日县3个关隘附松筠《莽噶布蔑诗》《宗喀诗》《济咙诗》。清道光时期，姚莹《康輶纪行》也引用了该志所载藏地诗词。

　　作为四川省编纂的西藏方志，在展现西藏地方各类情况的同时，也注重展现清王朝对西藏的治理，特别是四川参与清王朝治理西藏及川藏道。该志“西域一”记载乍丫、察木多、类乌齐、洛隆宗、硕般多等入藏沿途时，每地首段小序都专门记载清康熙末年清军第二次入藏中，由四川、云南组建的南路清军沿途招抚，当地僧俗头领率众归顺。该志“西域二”记载西藏历史沿革中，专门收录川陕总督岳钟琪的《荡平西藏疏》、云南阿迷州知州成都人毛振翧《西征记》等四川大员、川籍官员的奏折、纪程等文献，展现清康熙雍正以来四川行省在粮台、驻兵、补给等多方面应援西藏局势。该志“西域二”和“西域四”载福康安《酌定额设藏兵及训练事宜六条折》《卫藏善后章程六条折》等奏折，这些奏折后被中央政府以法规形式确定，规定后藏等地“添设之守备二员、把总一员、外委一员由川省派出”，军需火药火线“一体由内地（四川）运解”等，勾勒出四川在清代治理西藏中扮演了战略桥头堡的地位，说明四川参与治理巴塘之宁静山以西入藏道路沿途的成效。

　　清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对入藏沿途重要城镇、重点区域的书写，特别是对前藏至后藏、阿里沿途的山川、塘铺、路程等情况的书写，以各地为“点”连成入藏的交通“线”，以西藏的交通“线”扩展记载西藏各区域“面”的情况，实现了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特色书写模式，把内地与西藏牢牢地联系在一起，是清代“川省修藏志”的代表著作。该志在继承与沿袭清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基础上又一次创新，以四川视角对西藏地区及入藏沿途进行书写，标志着清代四川人士对西藏区域认识范围从清代前期关注卫藏腹地和川藏沿途地区，扩展至西藏西部和南部边境地带。该志刊刻成书至清末，四川未再有官修西藏方志问世，这也说明在清乾隆、嘉庆之际四川人士对入藏沿途及西藏边境地带认识的成形。

　　方志流传绵延千载，贵在史识，重在致用。清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的文献价值和现实意义在于：一是该志设置细目更加全面，特别是西藏各地均设置公署、塘铺、疆域、贡赋等细目，展现了清王朝治理西藏的成效，亦明确了西藏是清王朝统治疆域的一部分；二是为民国时期康藏史地研究提供了资料，任乃强先生在《西康图经》中多次利用该志考证康区史地，胡吉庐在《西康疆域溯古录》中利用该志书写西康区域的历史沿革，说明该志亦是民国时期内地研究川康藏分界的主要文献资料之一；三是清代巴蜀方志在古代边疆治理研究中的价值应得到重视，1950至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四川进军西藏和今天国道317线线仍与清代从四川成都至西藏聂拉木的路线接近或复合③，清代川藏道亦被该志所详载，为研究古今内地入藏交通和沿途治理提供总结和经验；四是贯彻落实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加强对巴蜀史志整理点校，该志充分展现了清政府主导下汉藏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这些多民族共同维护祖国统一、共同保卫祖国边疆的事例应系统挖掘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