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辉毛毛歌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８３周年。中国多位专家学者受访时表示，在日本政府不断右倾化的今天，重温“九一八”诸多历史教训仍然值得思考，可汲取智慧和警示。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长井晓光说，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是处心积虑、蓄谋已久，也是野心慢慢积累不断扩大的结果。从历史上看，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有计划、有步骤，最终演变成为一种“国策”。

　　从１８９４年甲午战争，日本一度霸占辽东半岛；通过１９０４年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日本获得胜利，势力加速在东北扩张，形成了“国中之国”。１９２７年《田中奏折》则充分暴露了日本以东北为基础侵略中国和世界的野心；１９２８年，日本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成为“九一八事变”的预演。

　　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邢安臣说，日本关东军看透了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才敢于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事变爆发后的几个小时里，东北军层层请示，没人敢担当敢负责出兵迎敌，即使避战都没有应急预案。

　　史料记载，驻扎在北大营的将官多次电话请示参谋长荣臻，均被告不允许抵抗，导致东北军死伤无数，溃不成军。而日军仅付出了几十人伤亡的代价就占领了张氏父子经营几十年的北大营。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副会长王建学说，事变爆发前，日本先后制造了“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为武装袭击寻找借口。对此，国民政府出于“攘外必先安内”的思维，不愿与日军正面冲突。

　　中国抗战大后方协同研究中心主任周勇认为，和平不是靠委曲求全换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无原则的妥协求和平则和平无。在处理“九一八事变”过程中，由于缺乏必胜勇气、缺乏应急军事准备，“怕”字当头，战争未发就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胡玉海认为，“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中国力量并非不堪一击，甚至还有一定优势，但依然一败涂地，教训惨痛而深刻。

　　事变当天，进击北大营的日军兵力约８００人，而北大营驻军却有近７０００人。此外，东北军还拥有庞大的空军部队，有数十架战机，没有一架起飞就全部被日军劫掠成为轰炸中国的武器。

　　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寄希望于国联“主张正义”。国联经过一年调查才拿出日本侵略的结论报告，但列强奉行绥靖政策，并未强力干预。日本仅以退出国联的代价就将中国的外交努力化为乌有。

　　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吕超认为，“九一八事变”后的教训告诉我们，自尊必须自立与自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唯有自身强大，才能维护和平免受欺凌。

　　辽宁社会科学院东北沦陷史研究室主任张洁说，“九一八事变”爆发距离甲午战争仅３０多年。在此期间，日本抛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抢占山东半岛，制造济南惨案，甚至炸死了张作霖，两国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但国民政府竟然认为日本不会妄开战端，希望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史料表明，在事变前一年中，日本在东北军事演习近百次，也未能引起国民政府和东北军的足够重视。他们错误地估计了日本国内政局和国际形势，不相信日本会发动大的战争。

　　辽宁省档案馆馆长赵焕林说，在事变爆发前，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置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派出了精通汉语的专业情报人员，到东北各地调查矿脉、河流、山川、人口和道路情况，为发动战争和日后殖民统治做好了充分准备。

　　１９０６年成立的满铁实际是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工具，且承担着为日军侵略行为搜集情报的特务职能，他们对东北的掌握细如发丝，在事变前后承担了总后勤的工作。与此相比，无论是张学良还是蒋介石都没有制定长远的、持久地对日作战的军事战略，也没有看到蕴藏在人民间的巨大力量。（新华网沈阳９月１８日电 记者徐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