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菡女儿多大美国不仅是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发源地，而且是现代化的“样板”，它从殖民地到超级大国的演变的确也是世界历史上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典范。“如果要理解西方文化中现代化的历史，那么，就必须要解释美国的发展。”然而，从环境史的角度来看，美国从殖民开拓到大工业崛起的现代化历程却是几千年来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个缩影，它在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天翻地覆的环境变迁，导致了严重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自然灾难。美国现代化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人类征服自然而又遭到自然疯狂报复的灾难史。所幸运的是美国社会从现代化所引发的环境灾难中幡然醒悟，逐渐走上了环境保护的道路。因此，利用环境史的研究方法对美国的现代化经历进行探讨，不仅可以正确评价和认识它的得失成败，对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现代化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反思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对现代化理论做出发展。

　　我们正处在一个被名目繁多的现代化所包围的时代，国家要实现现代化的总体战略目标，各行各业也都把现代化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在学术界，不同领域的学者也都热衷于现代化这一话题，历史学家谈论现代化的历程，政治学家谈论现代化的民主政治，经济学家谈论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战略，社会学家谈论现代性，等等。其实，现代化与现代性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述，只不过前者注重转化的过程，后者注重变化的特征而已，“现代化即是现代性在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三个层面的增加和扩展”。总之，现代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流传甚广的一个话题。可是，至于什么是现代化，学者们却众说纷纭，没有一致的意见。《美国生活的现代化变迁1600－1865》（Modernization :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ife, 1600-1865）一书的作者理查德·布朗（Richard Brown）指出：“有多少社会科学工作者，就有多少种关于现代化的定义。”不过，虽然各个学科中具体的称呼和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大家在使用这个词汇的时候，都有意无意地隐含了如下的内容：民主化、工业化、科技进步、城市化、收入增加、识字率提高、大众传媒的普及等一系列被认为具有积极意义的方面，意即现代化所塑造的是比过去更为美好、更为进步的一个社会。

　　其实，历史学家一般认为Modern所代表的时代始于16世纪，而且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时候，这个词还不包含科技和民族国家等方面的意思。到了19世纪以后，现代及现代性才被赋予了科技和民族国家建设等方面的含义，与进步和发展联系在了一起。据研究，英国文学家威廉·萨克雷（William Trackeray）在英语世界中最早使用现代化一词来指代人类的社会进步的趋势，土耳其共和国首任总统凯末尔则是推广现代化的第一人，“如果说萨克雷是利用这个词来描述一个泛意上的宏观的历史进程的话，那凯末尔就是使用此词来表示一个有控制的国家建设过程的第一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虽然美国也使用现代化这个词来指对一些特定设施进行技术改进或管理改善，但除了个别的事例外，现代化还不被用来代表一个整体的社会。50年代以后，随着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兴起，美国的社会科学者认为：第三世界的这些绝望的国家都面临着大致相同的问题，因而也适用于一套基本相同的理论概念和政策，于是，被附加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所具有各种优秀特征的现代化一词也随之流行起来。

　　现代化理论的鼻祖美国史学家埃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在1959年多布斯费利（Dobbs Ferry）会议上的发言堪称是现代化含义的经典解释：

　　“现代意味着民主以及平等、科学、经济的进步和主权。现代国家是福利国家，把实现所有人的福利，尤其是低阶层的福利作为首要目标。现代国家意味着它必然是民主国家，不仅其国民得到施政者的照顾，而且他们还是灵感的源泉和施政者的引导者。现代性带来民主，而在这些新兴国家中，民主首先是平均。因而，现代性会导致富裕者和特权阶层从传统的显要地位上被推翻。它包括土地改革；它包括深度的累进所得税。它带来普选。现代性带来大众公共教育，现代性是科学，它相信国家的进步依靠理性的技术，还有更根本的科学知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通过经济发展和进步而达到现代化。经济上的进步意味着有一个建基于现代技术之上的经济，工业化而且具有较高的生活水平……”

　　美国是现代化理论的诞生地，1959年多布斯费利会议被认为是现代化理论诞生的标志。在此后一个时代的时间里，关于现代化的大量的著作涌现出来，如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宣言》、沃德和拉斯托的《日本和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比较历史研究》、艾森斯塔特的《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等，经典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基本形成。不过，这个时期的现代化理论具有浓厚的政治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传统的殖民帝国走向解体、美苏冷战争夺第三世界的斗争中，美国的谋士们把现代化理论看作是“一种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相抗衡的思想。”因此，经典现代化理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策性研究，它所关注的是落后国家如何现代化，“为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并企图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提供可行性方案。”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认为：现代化思路“代表了一种非常美国式的企图，即劝说发展中国家根据洛克而不是马克思的理论去进行他们的变革”。在经典现代化理论家的心目中，美国和它所代表的西方世界是现代化的样版。虽然现代化的理论家们在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一问题上分歧众多，但都乐观地认为，只要第三世界的人们按照他们的方案去行动，就一定能够实现如美国般的繁荣和民主的现代社会。

　　然而，现代化理论的鼓吹者们注定是要失望的。“如果认为现代化理论在关于如何转变世界这个问题上是错误的话，那是因为它首先在如何理解它的发展样板，即当代美国方面就是不正确的。”这些理论在夸大第三世界的苦难的同时，又理想化了美国的社会现状，它们“以天真的假想为基础，即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是普遍适用的，并且是全世界的最终目标。”随着7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的爆发，原来较为乐观的现代化理论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转而分析从传统向现代变迁过程中的问题和现代社会本身的危机。而且以依附论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对经典现代化的发展理论提出挑战，开启了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新时代。虽然依附论所主张的同发达世界脱钩的理论也行不通，但是，“依附论在许多方面是很有用的，它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指出新古典经济理论不能解释发展与欠发达问题的本质，它的另一贡献是使人们改变了那种以欧洲为世界中心的观点。”时至今日，虽然在后进国家如何赶超先进国家策略方面各派意见纷争不已，作为对策性研究的现代化理论仍然是现代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由于迎合了某些国家和集团的政治需要而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

　　然而，现代化理论毕竟有其本身的积极意义，除了作为对策性研究探讨后进国家的发展策略以外，现代化理论还提供了一个分析和理解人类社会过去数百年历史变迁的一个研究范式。现代化谋士们“着手研究的问题无非是要创造一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性的坐标体系，以描画全球变迁的总体状况。”虽然现代化谋士们所开出的药方不见得灵验，但他们的分析的确是有借鉴意义的。

　　其实，20世纪50－60年代政治性极强的对策性研究仅仅是现代化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所谓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它所主要研究的目标也是指狭义上的现代化，即研究“落后的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经（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地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变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除此以外，还有广义上的现代化：它“主要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农业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引起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具体地说，就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发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

　　与主要着眼于研究如何使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落后状态、追赶先进国家的对策性现代化理论不同，以广义的现代化作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化理论把人类社会过去几百年中从农业的乡村化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市化的现代社会的转变作为考察对象，分析各个国家、地区演变的轨迹，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综合探讨它们在此过程中所值得记录的经验和教训。它是一种跨领域的综合性研究，即总体史的研究。在专业分化日益细密的当今学术界，这种跨领域的综合性研究可以成为沟通上述各种专门研究的一个桥梁，同时也有可能避免上述各专门研究中所出现的片面性和不准确性，从总体上阐述人类社会的上述变迁的历程和特征。而且广义上的现代化分析模式也剔除了经典现代化理论中关于现代化的价值评判因素，仅仅把它当作人类社会演变过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正如理查德·布朗所说的那样：“现代化是一个永无停止的进程，它所指向的社会……也并不比‘传统社会’更美好。”

　　因此，广义上的现代化研究是一种基础性的研究，它没有狭义现代化研究那么强烈的应用性，也没有那么耀眼，不过，与后者相比，它由于摆脱了政治性的束缚而可以把分析的视角拉的更为开阔，对问题的分析也才有可能更为深刻和客观。

　　虽然在现代化研究中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人们一般是站在发展和进步的角度去评价这种关系，想当然地认为对大自然的改造和征服活动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指出：“大多数现代化理论家主张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主要区别在于现代人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具有更强的控制能力。”布莱克认为现代化“反映着人控制环境的知识亘古未有的增长”。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科技进步则被认为是为人类征服自然服务的工具，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指出：科技是“为了一些人的需要而能动地控制和改变外部环境的一种社会性组织能力。”

　　从环境史的角度看，以征服自然为己任的现代化并不像其倡导者所描绘的那么美好。从某种程度上讲，它是造成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根源。现代化是一种包含着严重缺陷的发展模式和价值取向：它过度宣扬人的主体性，造成人类欲望的泛滥和现代畸形的消费观；以片面的经济发展为导向，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再进一步把增长等同于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错误地认为只要GDP增加了，现代化过程中的其他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醉心于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忽视大自然的生态价值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从而造成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美国已故土著政治学教授德洛里亚针对现代化所导致的环境破坏怒斥道：“没有洁净空气可以呼吸，谈论进步、文化、文明以及技术是荒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发展观已经走向了其本身的悖论：“只关心‘如何发展’，而对于‘为了什么发展’这一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却漠不关心。”

　　自新大陆发现以来的西方国家的发展是以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空前提升为主要特征的，从这一意义上说，近500年以来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历程同样也是一部人类对自然进行肆意征服和疯狂破坏的历史，而被经典现代化理论家们奉为现代化“样板”的美国也是人与环境对立关系的一个“样板”。

　　美国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征服史，既是白人征服印第安人的历史，也是白人征服自然的历史。首批到达美洲的殖民者在把欧洲的精神和物质方面的遗产移植到新大陆的同时，“也带来了这样一种信念，即：人类必须通过斗争来征服自然，并将自己的权威凌驾于它。”虽然在欧洲文明的早期也存在着一种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即阿卡迪亚传统，但自近代以来，随着文艺复兴和科技的进步，在西方文化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是宣传人与自然对立的机械主义自然观，这种自然观成为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欧美国家现代化中的主导观念。虽然机械主义自然观是人类认识自然的巨大进步，但它却隐含着严重的非生态的导向，是导致现代化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罪魁祸首。

　　近代机械主义自然观与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堪称是一对相互依存的双胞胎。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对于人类摆脱早期的蒙昧状态、深化人类社会对世界万物的认识具有积极的历史进步作用。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原本较为弱式的人类中心主义由于插上了科技的翅膀而变得越来越狂妄，以至于到近代逐渐演化为一种典型的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即价值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它把人类欲望的满足作为价值评判的准则，把自然仅仅看作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工具。它忽视自然和人类的共同性，单纯夸大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相信科学万能，鼓吹人类凭借理性智慧和科学的力量去认识、改造和征服自然。

　　正是在征服自然的价值观念指导下，美国的现代化首先是一部北美的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历史。在文明战胜野蛮的幌子下，欧洲殖民者在北美大陆的扩张在给本地的印第安人带来巨大生态灾难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北美的生态环境。欧洲殖民者在消灭北美原有动植物品种的同时，把旧世界的动植物品种引入北美洲，从而逐渐构造出一个他们所熟悉的生态环境。然而这一系统却是以破坏旧世界的物种多样性为基础的，而且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缔造的是更大的单一性。环境史学家克罗斯比不无遗憾地指出：“哥伦布的变迁留给我们的不是一个更为丰富的，而是一个更为贫乏的基因库。”

　　西部开发和东部工业化是美国现代化的两大动力来源，其间无不伴随着严重的环境问题。西部开发首先是对北美森林的破坏史。在殖民开拓之初，在北纬49度以南的美国领土上大约有8.22亿－8.50亿英亩森林。从1650－1850年，美国人及其先祖共清理了46万平方英里的森林，1850－1910年间又清理了80万平方英里。结果到1920年，美国的原生林只剩下1.38亿英亩，而东北部和中西部也已经失去了96%的原始森林。[4]而中西部大草原这片美国开发最晚的边疆在经历了野牛的灭绝、畜牧业边疆的灾难性后果以后，由于疯狂的开发，诱发了西部历史上最大的生态灾难——20世纪30年代的沙尘暴，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在堪萨斯西部五州交界的勺柄地带长500英里，宽300英里的范围内，1000万英亩受灾最严重的沙窝（Dust Bowl）地区表土被吹走了5英寸。整个沙暴肆虐的地区，平均每英亩土地有408吨表土被吹走，总共被吹走的表土达到8.5亿吨。

　　同西部的农业开发一样，美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同样伴随着无休止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采矿业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采矿业中的环境问题也最为突出。19世纪美国采矿业中广为流行的水利采矿法就颇具代表性。覆盖在矿脉上面的表土和沙石被高压水龙头冲刷后，随着废水流进河道，河流的沉积物增加，造成水质污染。在加利福尼亚的中央谷地（Central Valley），水利采矿所冲刷下来的沙石在有些山谷中堆积高达100英尺。采矿业中还伴随着严重的资源浪费。据说海伦娜城的一个金矿的矿渣中就至少浪费了150万美元的金子。

　　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不仅造成动植物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破坏，还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环境问题。这集中表现在随工业化而崛起的各种工业城市之中。芝加哥及密西西比河两岸的城市可以说是工业化污染的典型。1888年，仅明尼阿波利斯市每天就往老人河中倾倒500吨污物。1903年，该市的锯木厂生产了3.28亿立方英尺的木料，其木屑全部弃入河流。作为加工工业和屠宰工业中心的芝加哥甚至把屠宰牲畜而产生的废弃物也直接排入密西西比河中，从而导致其下游水体的严重污染。

　　美国现代化中的这种环境悲剧在英法等国从乡村社会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转变过程中同样存在，只是环境破坏的程度和方式略有差异。在现代化研究中，学者们从社会进步的角度对现代化的成就肯定得多，而对其发展代价，尤其是环境代价重视不足，从而造成认识偏差。

　　按照广义现代化的定义，美国大约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实现了现代化，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城市人口比例超过乡村，变成了一个城市化的国家。面对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弊端，美国社会掀起了一场被称为进步主义运动的社会大变革。该运动在追求效率的原则指导下，将现代企业管理的理念运用到政府治理和社会变革之中，从而在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真正完成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面对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环境问题，美国人的环境保护意识逐渐觉醒，对自然的征服和厌恶之情逐渐让位于欣赏和赞美。以亨利·梭罗（Henry Thoreau）、乔治·帕金斯·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查尔斯·萨根特（Charles Saggent）、约翰·缪尔（John Muir）等为首的一批环境智者开始倡导对环境进行保护。结果，在民间保护力量和联邦政府的联合作用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期，美国出现了轰轰烈烈的资源保护运动，它“始于19世纪后期，在进步主义时期开花结果，在新政时期走向成熟。”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为代表的政府所领导资源保护运动是进步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标志着美国政府抛弃建国以来所推行的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单一目的的放任自流的资源和环境政策，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长远的利益”，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进行合理的规划，对现代化所引起的环境问题进行治理，从而确立了美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框架。

　　20世纪30年代，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日益恶化的环境状况，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把解决经济危机与环境危机结合起来，把资源保护和环境治理当作“联邦政府的一项首要职责”来推行，环境保护方面推行新政，把进步主义时期资源保护运动的诸多措施加以发扬光大，从而在美国掀起了环境保护运动的第二轮高潮。

　　客观地说，美国在20世纪上半期逐渐建立起了一套资源保护的基本体系，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由于那个时代的指导思想是功利性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其目的和出发点都是为了保证人类利益的最大化，让自然为人类服务，而不是尊重大自然本身的价值，从而导致保护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以阿尔多·利奥波德为代表的一些有远见的生态学家对于资源保护主义的原则逐渐提出了质疑。利奥波德在借鉴亨利·梭罗和约翰·缪尔等人思想的基础上，创造了著名的土地伦理学，真正从生态中心主义的角度考察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在利奥波德看来，只要人类不改变自己在自然界中的征服者的角色，保护也就无从谈起。他还提出了土地伦理学的判断标准：“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这一生态中心主义的评价标准既摆脱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以人类的好恶作为价值判断准则的偏颇，又能避免后来极端生物中心主义者所陷入的不能自圆其说的困境。正是看到了自然的生态系统的博大精深，利奥波德才要求世人“像大山那样思考！”

　　像梭罗和缪尔一样，利奥波德的理论由于大大超前于时代而在当时并没有被世人所接受。直到1962年，现代环境运动的先驱蕾切儿·卡逊女士出版了《寂静的春天》，该书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向人们证实：“‘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的产物。”卡逊的著作引发了席卷全球的环境主义运动，它促使人们从各个方面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大背景下，梭罗等人的生态中心主义思想重新得到世人的重视。美国社会开始重新审视前一个阶段的环境保护政策，进入了环境保护主义的新时代。

　　如果说20世纪60—70年代以后为所谓的“后现代社会”的线世纪初期美国实现现代化到60—70年代之间的这段时间算是什么阶段呢？同样的问题在英法等西欧国家的现代化经历中也存在。经典现代化只关注后进国家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化，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无暇顾及。而广义现代化理论对此语焉不详。笔者认为，既然现代化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那么不妨把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70年代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兴起之间、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所经历的这个时期看作是现代化的第二阶段。如果说以征服自然为指导思想的工业化及其所带动的从传统社会向工业和城市社会的转变算作广义现代化的第一阶段的话，那么欧美国家在现代化第二阶段则是为了保证经济的长远发展而进行功利性资源保护，这可以算作是对前一阶段所破坏环境的修复，也是对不计环境代价发展经济行为的重新定位。从美国走向保护的经历来看，广义现代化的定义也不妨与时俱进，把人类社会从疯狂破坏环境谋求发展的阶段向着寻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转变看作是现代化的新阶段。